第一章 偏心距
俗话说一个人不彻底地搬出家门、独立生活，这个人就还没有长大。照此说来，我将像道林·格雷一样无忧无虑、永不老去，因为我的许多物件还存放在父母家里，随着年月流逝生锈褪色。当然，每个人父母家的阁楼或地下室里都躺着一些不中用的老家什。但是，我的那些车载斗量的物件断不是废物，它们更像是电影《夺宝奇兵》最后一幕仓库里的珍宝。
上次回去，我搜遍了家里的储物室，为的是找出陪伴我少年时光的塑料乐高积木。积木不见踪影，这让我那六岁儿子颇为懊恼。但是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偶遇了一个精美的盒子，当年我在其侧面一本正经书写的大名还依稀可见。别看这只是一个盒子，它可珍藏着孩提时代的美好回忆。盒子里的最上层是印有R.E.M 字样的歌曲集锦磁带和几本《间谍》杂志，往下便是《星际迷航》系列小说和《雷神》漫画。压在盒子底下，也是最为厚重的是一册1979 年版《哈蒙德拼花世界地图集》。我真是如获至宝！翻开那暖阳浸润、微尘轻覆的封面，只见图影斑驳，字迹清晰，我的耳畔仿佛响起缥缈优雅的唱诗乐，脑海里浮现一幕幕童年趣事。记得七岁的某一天，我终于攒够钱，买到这册梦寐以求的地图集。从此，它便取代了安全毯和泰迪熊，成了我的床头伴侣，陪我入睡起床。它受到的宠爱胜过任何毛绒玩具，所以它的面容也更显沧桑：封面的金边已经模糊，书脚大多折损，装订棉线松散不堪，以至于介绍南美的那几页悉数脱落，后又被头朝下地胡乱塞了进来。
时至今日，我也欣然承认自己是个地理控。此言不虚，说出美国所有州的州府城市简直是小菜一碟，列出澳大利亚每个州的州府也不在话下。外出旅行，一进宾馆房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旅行指南里的简易地图。普通游客“趋之若鹜”的雅典或者塔希提a 提不起我的兴趣，吸引我的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如西弗吉尼亚州的威尔顿市（美国唯一的三州交界城市）和加拿大努勒维特的维多利亚岛（这里有全球*的“三环岛”，即岛位于湖中，而湖又在岛上）。我童年时期对地图的着迷已经超出了一般爱好，那简直是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儿时的我酷爱阅读，在读罗尔德·达尔小说和《布朗百科全书》时往往一目十行。每每打开地图，我都流连忘返、不忍翻页。那一个个有趣的地名、一幅幅精美的图片让我浮想联翩、心驰神往。怀旧的游客喜欢多次回到自己中意的地方，品同一碟菜肴、呷同一杯咖啡、赏同一轮落日。虽然我去不了那些地方，但是做一个神游旅行者，想象旅途中的青山绿水、奇闻异事，也别有一番趣味。我记下了许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阿拉巴马州的阿德莫尔与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德莫尔毗邻而居，而阿拉斯加州的圣乔治城与南卡罗来纳州的圣乔治城则相去4303 英里。中东的阿曼像一片残破雪花镶嵌在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个国家最北部的穆珊旦半岛又如蕾丝带一般飘在海滨。小孩子痴迷于从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寻新奇事物，难怪《瓦尔多在哪里》a 丛书大受追捧。地图制作者应该明白，对许多地图爱好者而言，细节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孜孜追求的目标。我办公室桌上的地球仪体积不大，但是标记着美国各式偏远的小镇，比如堪萨斯州的科尔、得克萨斯州的阿尔派恩、俄勒冈州的伯恩斯和北达科他州的莫特（居民数量为808，相当于曼哈顿上东城的一两个街区的人口）。连亚利桑那州的阿霍都标记了出来，而它根本算不得是一个小镇。这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地方有什么共同特点呢？其一，它们的名字简单动听；其二，它们都非常孤立。它们为地图增添了几分活力与神秘。
年少轻狂的我对未被探索的区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约瑟夫·康拉德在其《黑暗的心》里写道：年轻时我对地图抱有十分的热情。我会盯着地图上的南美、非洲或者澳大利亚看上几个小时，幻想着自己仗剑闯天涯的豪迈与荣耀。那时的地图还有许多空白之处，每当我的视线停留在一片神奇的区域，我总会手指着它自言自语：“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去这里探险！”
当我还是孩子时，地图上也有许多空白，比如西伯利亚、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但是，我明白这些空白并不意味着空无一物，而是代表了偏远荒芜、人烟稀少、封闭落后。我没有像康拉德笔下的马洛一样笃定要去某些地方，但是我欣喜于它们的存在。所以，亚利桑那州的阿霍一定有其神秘之处。那些奇妙的地名真让我着迷！我时常盯着地图，口中默念一些非洲河流名（鲁阿拉巴……将巴……力木泊泊），安第斯山脉的山峰名（ 阿空加瓜……耶鲁帕哈……尤耶亚科）和得克萨斯州的城镇名（格拉斯科克……科曼奇……戴夫史密斯）。这些奇妙的地名为我们揭示了更加奇妙的世界。我的第一册地图里每一张地图下方都标注了该区域的人口数量。我会像寻宝一样搜索一些人烟极为稀少的地区，比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斯科茨加德（3 人）和美国缅因州的希伯特戈尔（1 人）。我梦想着某一天去这些地方生活。孤独是在所难免的，但那将会是无上的荣耀！一座小镇的唯一居民！太妙了！
地图形状也往往别具特色、个性突出。阿拉斯加像是一张冲着西伯利亚微笑的脸，缅因州更像是一只拳击手套，拖着长长的尾巴的泰国俨然是一头毛驴。我对土耳其、葡萄牙和波多黎各肃然起敬，因为它们的地图是规矩结实的矩形。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地图也是方方正正的，但是它们并不能唤起我的崇敬之情，因为美国地图整体都是中规中矩，了无生趣。我对形状相近的地图十分敏感，诸如威斯康星州与坦桑尼亚、密歇根湖与瑞典、拉奈岛与南卡罗莱纳州。我想它们一定是心有灵犀、情投意合的一对对灵魂伴侣吧！直到今天，我还坚持认为加拿大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是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加强版，正如那里的人比加州人更加强壮结实一样。
对我而言，地图已脱离了它们所代表的实际区域，而有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乌拉圭不仅是一个南美国家，更是一滴坠落的眼泪。合上地图册后，那些地图轮廓还浮现在脑海，清晰可辨。祖父家楼上卧室里那棵盘根错节的松木让我想起地球某一端的峡湾和瀉湖，连停车场上的一坑积水都变幻为欧基求碧湖和黑海。更有趣的是，当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戈尔巴乔夫时，我惊喜地发现他那块世人皆知的胎记与菲律宾地图颇有几分相似。十岁时，那本《哈蒙德拼花世界地图集》已经有了众多伙伴。这些各式各样的地图被整齐地摆放在我卧室的书架上，被父母戏称为“地图图书馆”。公路地图、历史地图、袖珍地图，应有尽有。我倒希望自己曾经以科学家的视角和态度研究过这些地图上的分水岭、森林砍伐和人口密度，并以科学家的口吻定论：“这一部分一定是俯冲带了。”但实际上，我对地图承载的生态、地质和历史知识并不那么感兴趣。真正让我着迷的是奇异的形状、精致的设计和令人浮想联翩的图案。父亲也喜爱地图，但是他的*是客厅墙上挂的那幅20 世纪70 年代出版的英国地图。那是一幅分层设色地图，深浅不同的颜色被用来鲜明地表示地面和海底起伏的形态。一般而言，海洋用蓝色，平原用绿色，低山丘陵用黄色，高山用棕褐色。父亲钟爱这种地形地貌一目了然的地图，而我偏爱哈蒙德和国家地理杂志社出版的整齐统一的行政区域图，上面的城镇标记简单清晰，区域划分规范精确。
说真的，直到今天我对分层设色地图也没有好感，因为它们烦琐乏味、不合时宜。在我看来，只有20 世纪60 年代的迂腐教书匠才会在黑板上悬挂这种地图。地图的精妙之处在于整齐精致、富含信息，所以一幅好的地图不仅是值得依赖的向导，更是自成一体的艺术品。
较之文字，图画的历史更为悠长，承载的信息也更丰富。例如，仅仅一幅牛顿与苹果的图画就可以诠释万有引力定律。地图也一样，线条与色彩的组合勾勒出缤纷多彩的世界。“发现人类最古老地图”的故事经常见诸科学期刊甚至是报纸头条，但是这些发现往往被学者们义正词严地批评成“伪地图”。因为不管是西班牙的洞穴壁画、乌克兰的猛犸象长牙雕刻，还是美国爱达荷州的岩石画都不是科学家眼中真正的地图，它们只是象形画、风景画或者具有宗教意义的人工制品而已。1963 年，詹姆斯·梅拉尔特在土耳其恰塔霍裕克a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幅壁画。他认为这幅有着近八千年历史的壁画是描述该区域地貌的手绘地图。在梅拉尔特看来，地图下方多米诺骨牌式的图形代表村庄，而*那些分散带尖、橘子形状的图画代表两座火山。一听这，地图制图家们都兴奋得发狂了，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甚至聚精会神地研究起了这幅壁画，试图找寻史前火山喷发的蛛丝马迹。但是接下来的研究令许多人大失所望：橘子形状的图画更有可能是一只豹子，而多米诺骨牌仅仅是豹子留下的爪印罢了。因此，这幅壁画不是什么地图。考古学家一厢情愿地把豹子当作火山，我又何尝不是呢？当我看见祖父家的松木，我还不是想到了地图！这该是一种欲罢不能的“恋图癖”吧？
土耳其恰塔霍裕克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火山还是豹子？你说了算！
人类早期的地图确实与现代地图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早期地图的艺术和精神价值大于实用价值。千百年来，地图的特征和功能在不断演变，过程却十分缓慢。五千多年前的巴比伦陶片地图上已有方向的标示，然而三千多年前后的中国西周朝铜盘地图上仍未有距离的概念。又过了几个世纪，希腊人终于绘制出了人类第一幅草纸地图，上面描绘了基督降生时期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概况。第一幅带有方位圈的地图是1375 年问世的卡塔兰地图。而分级统计地图——在整个制图区域的若干个小的区划单元内（行政区划或者其他区划单位），根据各分区资料的数量（相对）指标进行分级，并用相应色级或不同疏密的晕线，反映各区现象的集中程度或发展水平的分布差别，直到1826 年才出现。
如果说人类地图的演化是缓慢和渐进的，那么当今地图控们爱上地图则是瞬间的、偶然的，就像洞穴人发现火一样。你与它一见钟情，从此难舍难分！我的“初恋”地图是三岁时的一份圣诞礼物——一个带有美国五十个州的木质地理拼图。大家应该熟悉这种拼图：佛罗里达州装饰有棕榈树，而华盛顿州装饰有苹果。而有趣的是内布拉斯加州的象征是一群猪，密歇根州的两个半岛被做成了一块拼图，因此接下来的许多年我都误以为密歇根是一片独立完整的区域。
对其他孩子而言，他们一见倾心的可能是父亲书房的世界地图、客厅地毯上随意摆放的地图册，或者是去往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路上的一本加油站赠送的地图。对地图控们而言，爱上地图是一瞬间的事情，而这种挚爱是天生的，是根植于基因的。古代也不乏这类趣事。还记得我三岁时收到的那幅地理拼图吗？事实上，它起源于18 世纪60 年代，那时候它被称作拼幅地图，广受欢迎，算得上是当今所有拼图玩具的鼻祖了。对于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们而言，见到的第一幅地图是家里或学校里摆放的《圣经》中“圣地”地图——艰深晦涩的文字海洋中的唯一彩色图画。试想两个小时的布道中，一幅地图对孩子们该是多大的慰藉和乐趣。毫不夸张地说，孩子们对于那一页地图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圣经》其他内容的总和。塞缪尔·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塑造的两个角色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从未认真阅读过福音书，却清晰地记得《圣经》地图中死海的纯粹淡蓝。而英国伟大的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曾写信给他的挚友查尔斯·达尔文，在信中，他提起自己见到的第一幅地图是主日学校的《大洪水前的世界地图》，正是这幅地图激起了胡克对探索的浓厚兴趣，并最终帮助达尔文发展了进化论。
生活在20 世纪的孩子们更少接触《圣经》，但是教室墙上悬挂的地图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那就是供他们打发无聊的时光。我突然明白了为何我能记得澳大利亚的所有州的州府。事实上，在上小学二年级时，我的课桌紧挨教室的布告栏，而那上面悬挂着一幅世界地图。所以我一抬头便瞧见了澳大利亚的城市达尔文、阿德莱德和霍巴特（信我的话了吧？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想想当初如果我的个头儿再高点，今天我该是研究印度尼西亚或者日本的专家了吧。
不久前的一天，我开车送朋友托德去机场。当谈到他的旅行计划时，托德展现了他广博的地理知识（我认识托德许多年了，但是直到那天我才发现我们在地理方面的共同爱好。诚然，地理达人们从不轻易展示自己的癖好）。托德自豪地说得益于当年久浸于各种地图，他现在还能毫不费力地列出所有国家的首都。我们开始了地理知识大比拼，颇为尽兴，但是我们发现那些晦涩不知名的首都（比如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难不倒我们，而那些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比如斯洛伐克首都伯拉第斯拉瓦和乌克兰首都基辅）却逃过了记忆。这是为什么呢？细细一想，这些城市都是冷战后才成为首都的，根本不在我们童年的记忆范围。显然，地理知识的记忆是有时限的，正如祖辈们关于个人电脑的记忆起始于1987 年一样。我相信还有许多像我和托德一样在童年时代痴迷于地图的人。七岁正是容易迷恋上瘾的年纪。而我儿子狄伦这般年纪的孩子则不一样。这周他比古生物学家都还要关注恐龙，下周他却可能对飞船、捕蝇草或者跑车更感兴趣。
地图对孩子们确实有着难以抗拒的魔力。许多爱好都是人们在中年时代照顾孩子时培养起来的。比如，我的父亲就在他四十岁时迷上了迪克西兰爵士乐、赏鸟和自制啤酒。而地图则不一样，要么你在孩提时爱上它，要么你一辈子也提不起兴趣。事实上，我对地图的热爱在青春期降温了。原因很简单，没有哪个女孩会因为你记得安的列斯群岛所有小岛的名字而抛出爱的橄榄枝。大学时代，我的一个室友名叫谢尔登（绝不是杜撰出来的名字），是个加拿大小伙儿。他大方友善，容易相处，只是书生气颇重。大一开学，谢尔登第一个来到宿舍，他用《国家地理》地图将客厅、厨房和卧室糊了个遍。我一进宿舍便傻了眼，心里哀叹：真是个奇葩室友！这下哪个女孩子还愿意来我们宿舍呢？到三年级时，我惊喜地发现我对地图的热情又燃烧了起来，并且越来越旺。谢尔登老兄与我歃血为盟，我甚至在他的平板电脑保护套上画下了一幅哥斯达黎加地图。
回想起来，小学时我坚信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痴迷于地图的人，没有人会像我一样放学后急匆匆地扑在地图册上。后来，我慢慢明白自己并不孤独。这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如我一般深深地爱着地图。我在奥普拉脱口秀上看见过一个三岁小孩轻而易举地指认出世界地图上的任何国家；我读到过某位大侠孤身一人游走全美3141 个县的故事；我也听说过约克敦战役中使用过的老地图被拍卖出百万美元的传闻。尽管这些不再是天方夜谭，我还是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和地图结下奇缘呢？地图达人们又有哪些共同的文化和信仰呢？作为地理信息汇总的地图如何能吸引这么多人呢？
我想地图——这种展现世界万物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系统一定有其秘诀，吸引我们、召唤我们，让我们屏气凝神、目不斜视。作为一名业余地理学家和地图发烧友，我要揭开其中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