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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维度，精神有九个或十二个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首先应该做的是回答问题。正如尼采所说，如果一个哲学家要自己的哲学受到重视，那他就必须以身作则；要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人们就会理解到回答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因为这种回答先于决定性的行动。心灵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十分敏感的。但是，应该更深刻地分析这些事实以便使精神明了它们。
如果要问，根据什么而得出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为急迫这种判断呢？我会回答说，根据它要进行的行动。我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伽利略曾经坚持过重要的科学真理，然16而，当这一真理危及到他的生命时，他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得对。为这个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地球或太阳哪个围绕哪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总而言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我却看到：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再继续下去，因而就结束了生命；我还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悖论性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被人称之为生活的理由同时也就是死亡的充分理由）。因而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认为那些要冒险去死的人和那些以十倍的热情渴望生的人都只有两种思考一切基本问题的答案的方法：一种是帕利斯的方法，另一种是堂吉诃德的方法。事实推理法和抒情诗式表达法的平衡是使我们能同时获得激情与清醒的专享途径。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既如此卑微又如此富于悲怆情调的主题中，玄妙经典的辩证法应该让位，让位给更加谦逊的精神态度，而这种态度既来自常识，有来自同感。
人们向来把自杀仅仅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而我则正相反，我认为问题首要的是个人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杀的行动在内心默默酝酿着，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某天晚上，他开枪或投水了。人们曾对我谈起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自杀了，说他在五年前失去了女儿，从此他就接近变了，人们说他的经历早已为自杀的行动“设下了伏雷”，人们还没能找到比“设下伏雷”更准确的词。开始思想，就是开始设下伏雷。社会在与自杀的开始并无关联。隐痛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正是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隐痛。这死亡的游戏是由面对存在的清醒，过渡到要脱离光明的逃遁。我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去理解自杀。
自杀的发生有许多原因，总的说来，最清楚明显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引发危机的因素几乎总是不能确定的。报纸上常常谈到“内心的忧伤”或“无法医治的病痛”，这些解释是对的。但似乎还应知道，如果在同一天里，有个朋友对那丧失希望的人以一种漠然冷淡的语调说话，那这个朋友就负有罪责。因为他的话足以加剧失望者的痛苦，加剧他悲观厌世的情绪。
然而，尽管准确地确定思想何时决定死亡以及采取什么微妙的步骤是很困难的事，但从死亡行动中得出其所预定的结果则比较容易。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在情节剧中那样一自杀，就是承认，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并不理解生活。我不必把这种类比扯得太远，还是回过来用一些通常的用语加以说明。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着并不“值得”。诚然，活着从来就没容易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一个人自愿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地——一习惯是可笑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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