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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亮湾的偶然发现
提到三星堆，由于此地惊人的考古发现，如今已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地方。在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腹心地带，由繁华的成都驱车北行40公里，便可以看到鸭子河畔矗立着一座造型别致的建筑，这就是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数量众多、精美绝伦的出土文物就陈列于此。距其不远便是古马牧河和有名的三星堆及月亮湾。轰动世界的三星堆文明遗址和揭示古蜀之谜的大量出土文物，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最初的发现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熟知的甲骨文和敦煌珍贵文物的最初发现经过便是这样。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的最初发现，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据传最初被发现的是一些玉石器，是当地居民燕道诚与家人车水淘溪时发现的。郑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史》记述说：“民国二十年(1931)春，居民燕道诚因溪流淤塞，溉田不便，乃将溪水车干施以淘浚，忽于溪底发现璧形石环数十，大小不一，叠置如笋，横卧泥中，疑其下藏有金银珠宝，乃待至深夜始率众匆匆前往掘取，除获完整石璧若干外，闻复拾得石圭、石璧、石琮、玉圈、石珠，各若干。”①当时，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D．C．Graham)所著的《广汉发掘简报》也称，1931年春董宜笃牧师获悉四川广汉县一位燕姓农民在溪底发现了一些石器、玉环、方玉和玉刀。董宜笃对此作了记录。后来有农民在挖水洞时，又发现了许多器物，这些器物被分送给了乡邻和戚友。②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1929年发现之说。冯汉骥、童恩正在《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中说：“一九二九年，该地中兴乡(现名中兴公社)的农民燕某曾在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当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③这在年代上就形成了两种说法。曾于20世纪50年代实地调查过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王家祐先生认为，应以最初的文字记载为准，这是很有见地的。那么，1929年发现的说法，究竟有何根据？冯汉骥、童恩正的文章对此并没有说明。后来持“发现于1929年”之说的一些文章著述，亦大都含糊其词。最近，陈德安《三星堆遗址挖掘综述》中是这样解释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1931年英国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在广汉获悉当地农民燕道诚因车溉田挖出石璧、玉璋、玉琮、玉璧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发现的。根据燕氏家族提供的情况，董宜笃(V．H．Donnithorne)得到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时，已事隔两年，实际上，这批玉石器是1929年出土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已近70年了。”①在最初的记录中并没有这一情况，显然是燕氏家族后来的回忆。相隔两年消息才透露出去，是颇值得玩味的。
燕道诚和家人偶然挖到的玉石器究竟有多少件，说法不一，有的说“一坑”，有的说“若干”，有的说“大批”，②有的说“总数达三四百件之多”，③还有的说“计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400余件”。④虽然具体数目无法确定，但数量较多则是可以相信的。燕氏不懂得这些玉石器的重要价值，开始也许以为挖到了宝物，后来发觉并非金银之类，于是便将其中一些分赠亲友，致使这批玉石器逐渐流散。据说馈赠的原因之一，是燕氏父子发掘后得了一场大病，为了折财免灾，才将这些“意外之财除自留部分外，大多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⑤总之，随着这些玉石器的流散，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经过他们的渲染和炒作，当时的成都古董市场曾一度被“广汉玉器”闹得沸沸扬扬。流人古董商之手的玉石器数量毕竟有限，有的古董商为了牟利，甚至伪造赝品出售。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影响，同时也使得真伪混杂，为后来的甄别研究增添了麻烦。
燕氏的偶然发现，开启了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发掘的足迹，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在当时即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并由此开始了早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正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是较早得知这批出土玉石器消息的人，以他的文化素养，立即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批出土玉石器的珍贵。虽然董宜笃并不是一位考古学者，对古蜀历史也没有什么研究，但他“确认这批器物很有科学价值，颇为重视，认为应及时保存下来，避免散失”。①正是这一态度，促使他与当地的驻军陶宗伯旅长取得了联系，请陶旅长出面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对此也很重视，马上答应下来，没过几天便将从燕氏那里得到的5件石器交给董宜笃。董宜笃用信函将此事告诉了华西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D．S．Dye)，随即回到成都，将5件石器交给戴谦和鉴定保管。
戴谦和对这些出土玉石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年6月，他和董宜笃在陶旅长和6名警卫员、1名摄影师的陪同下，对当时太平场附近的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摄影。大概是这次考察，使农民燕氏和陶旅长都明白了对出土玉石器进行研究的重要，便将那5件石器赠给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后来燕氏又“将优选之石璧一枚，琬圭一柄赠与华西大学博物馆，陶氏亦将所获全赠该馆，以便保存”。②董宜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