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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创伤永难抚平
关于特权男性的权利
这里就有一副滥用权利的嘴脸。53岁的布雷特·卡瓦诺满脸涨得通红，一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在不耐烦地吼着回答问题。显然，在他眼里，这种诉讼程序不能把他怎么样，不过是场闹剧而已。那是2018年9月，51岁的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博士指控卡瓦诺在他们都还是高中生时曾对她进行过性侵，卡瓦诺因此正在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质询。这次质询不仅关系到他是否能担任美国优选法院大法官，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将考验美国如何直面性侵行为、男性特权（male privilege）以及厌女症等问题。
美国在这次考验中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虽然有确凿证据证明，卡瓦诺在36年前确实性侵了当时15岁的福特，卡瓦诺还是以微弱优势获选为优选法院大法官。
福特作证说，她曾遭到卡瓦诺的性侵，当时和卡瓦诺在一起的还有他的朋友马克·贾奇，他们在马里兰州的一次派对上把她“赶进”卧室。福特指控卡瓦诺把她压倒在床上，乱摸她的身体，骑在她身上使劲蹭。她说他试图脱掉她的衣服，还用手捂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呼救。福特说，她很害怕卡瓦诺会失手让她窒息丧命。后来贾奇跳到床上，把他们挤翻到床下，这时她才得以脱身。
在描述这个事件及其产生的创伤后遗症时，作为大学心理学教授的福特说，“他的笑声深深地印在我大脑的海马体上，无法抹去”。可是，就算有很多人表示相信她，福特的经历还是无法让像卡瓦诺这样一个有背景和名望的男人失去他被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人拒绝相信她的话，说她要么是撒谎，要么就是弄错了。
在卡瓦诺的听证会成为头版新闻之前，我已经对有关男性特权及其对女孩和女人的伤害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这个案件似乎浓缩了我一直在研究的那些社会互动行为（social dynamics）。它完美地阐释了“应得权利”（entitlement）这个概念：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有特权的男人理应得到某些东西，甚至是像美国优选法院大法官这样的显赫职位。从听证会上卡瓦诺愤愤不平、气势汹汹、时而近乎狂乱的行为来看，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福特博士在回答议员们提出的问题时，举止冷静温和，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努力让自己的回答能“有所帮助”。截然相反的是，在听到问题时，卡瓦诺表现得十分恼怒，尤其是当其中的一个提问者还是个女人的时候，他似乎格外恼火。埃米·克洛布查尔和他之间的问答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你是说，你从来没有喝醉酒后接近不记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发生的一部分事情吗？”“你是在问我有没有过断片儿？我不知道，你有过吗？”卡瓦诺用一种极其藐视而且不耐烦的语气回答。
这一案件也突出体现了“同情男性施害者”现象：那些有权有势的男孩和男人在实施性侵暴力行为或其他厌女行为之后，经常比他们的女性受害者得到更多的同情和关心。听证会上，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表现得义愤填膺，接近就是一种同情男性施害者的态度：
格雷厄姆：［对着民主党人］你们不就是想要毁掉这个人的生活吗？好给自己腾出位置，指望2020年获得大选……［对着卡瓦诺］你没什么可道歉的。如果你看到索托马约尔和卡根，告诉她们，林赛向她们问好，因为我投过她们的票。［对着民主党人］我不会像你们对待这个人一样对待她们……［对着卡瓦诺］你是轮奸犯吗？
卡瓦诺：不是。
格雷厄姆：我无法想象你和你的家人所经历的痛苦。［对着民主党人］伙计，你们都想要权力。天啊，我希望你们永远得不到。我希望美国人民能看清这种把戏……你们并不想保护福特博士—没有人想这么做。［对着卡瓦诺］她和你一样是受害者。天啊，我真不想这么说，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走到这一步，你还想要得到公平对待吗？我的朋友，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你认为你这是在接受工作面试吗？
卡瓦诺：如果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的功能算工作面试的话。
格雷厄姆：你觉得自己是在进行工作面试吗？
卡瓦诺：我根据宪法规定经历了“意见和同意”的过程，这个过程—
格雷厄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噩梦？
卡瓦诺：我—我做了一场噩梦，还远不止如此。
格雷厄姆：这不是工作面试。
卡瓦诺：不是。
格雷厄姆：这是一场噩梦。
在格雷厄姆看来，为了得到一个代表美国优选道德权威的位置，让一个处在卡瓦诺这种地位的男人不得不去回应严肃可信的性侵指控，并且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实在是可恶，甚至可笑。上面对话中格雷厄姆表达的观点是—要抓住一切机会让大家同情自己，卡瓦诺显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格外肆无忌惮。格雷厄姆对福特及其家人接近没有这样的同情，虽然他在口头上也表示，她在这个过程中（指民主党人为了政治利益企图败坏卡瓦纳的名声）和卡瓦诺“一样是受害者”。格雷厄姆后来在《福克斯新闻》上谴责说：“福特小姐有她自己的问题，毁掉卡瓦诺法官的生活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