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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君四种好运
人人都希望有好运气，但是你知道吗？好运有四种，你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最寻常的那一种。
这是神经科学家詹姆斯·奥斯丁提出来的一个关于运气的分类法。他说的本来是搞科研这项业务中的运气，但我看接近适用于从吃喝玩乐到功名利禄一切领域。这个理论算是把“个人的好运气”这个事儿琢磨明白了。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很多人一辈子辛苦追逐，什么惊喜都没遇到过；有些人莫名其妙就能升官发财。运气这个东西，你不服不行。然而求人不如求己，有的运气是自己可以争取的。理解这四种运气，你会对命运有更深的认识。
第一种好运可以叫作“盲目的随机性”。四个人打牌，为什么你手里的牌优选？那么多人买，为什么老王中了巨奖？这就是纯随机性。命运之神并不知道，也不在乎你们谁是谁，随便一扔，谁接到就是谁的。
寻常人们追求好运，比如在微博转发锦鲤、到雍和宫求赐福，求的就是这种随机性，但是这个作用很有限。比如说打牌，抓牌之前对着手吹口气，如果真有效的话，我估计最多能把你抓到好牌的概率提高五个百分点——不能再多了，否则那么好使的话，就人人都用了。同样道理，雍和宫第一炷香的祝福最多能把你中大奖的概率扩大十倍，可是考虑到基础概率实在太低，扩大十倍也还是很低。第一种好运的特点在于它接近不可控，你只能等着。可是真正的好东西怎么能这么被动地等着接收呢？你得做点什么才行。
第二种好运是“跑出来的机会”。你要是从来都不逛商场，当然就碰不上那波特价。你要是平时很少能见到异性，当然就很难跟人自由恋爱。你要是没有出现在风口现场，当然就只能看着别的猪在那儿飞。
世人只知道盼望从天而降的第一种好运，殊不知这种自己跑出来的第二种好运才是最常用、最有用的。为什么那些最厉害的科学家、发明家和艺术家有那么多好想法？因为他们有很多想法。他们尝试过很多很多，你看到的只不过是其中优选的那些。这就如同如果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他自然就会去过好地方。那些好东西是他们“跑”出来的。
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专门研究各种创造性人物，他找到的统一结论是这些人其实都是用数量确保质量。一个人所能找到的有影响力的、成功的创意数量，同他想到的创意总数成正比。据估算，贝多芬有722部音乐作品，巴赫有超过1000部，爱迪生有1093项发明专利，毕加索创作过约1800幅油画、1200件雕塑、2800件瓷器、1。2万张图纸，以及数不清的版画、地毯和挂毯——其中你能记住的，被世人认可的，屈指可数。你只看到有人亲吻了一只青蛙，那只青蛙居然变成了王子。你说，啊，她真幸运！殊不知她已经亲吻过无数只青蛙，别的青蛙没变成王子。创造的基础是勤奋。想法行不行，你得做过才知道。你得尝试过很多很多想法才能找到一个行的。不过搞创新并不是纯体力劳动，你还需要第三种好运。 第三种好运是“有准备的头脑”。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有句名言，“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关键词是“头脑”。同一个东西摆在所有人面前，只有有头脑的人能看出它的价值。创造是想法的连接，而连接总是至少得有两头：面前有个想法，你自己还得先有个别的想法，才谈得上把它们连接起来。同样看一场艺术展，外行只看到了热闹，内行能看到门道，有准备的头脑却可能获得一个项目的灵感。如果头脑里没有相关知识和思维模型，再好的东西摆在面前，你也不知道该看哪里、该怎么看，你就不会跟它发生化学反应。举个例子，亚历山大·弗莱明当初是怎么发现青霉素的呢？弗莱明想要观察葡萄球菌的变异情况，把培养皿在室温下放了几天。中间可能是有一点霉菌偶然掉到培养皿里，他清洗培养皿的时候，发现有霉菌的那一个小区域内的葡萄球菌没有生长，于是判断那个霉菌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杀菌。这听起来很像是第一种好运，老天垂怜，给弗莱明演示了一遍青霉素的作用，然而这里的关键其实是第三种好运。在此之前，弗莱明就已经做过类似的实验。他曾经以为自己感冒时候的鼻腔黏液里有能杀菌的物质，他一直在期待培养皿里发生那样的变化。同样的现象发生在别人面前，只会被当作污染。第三种好运需要知识，而知识有个复利效应。就好像攒钱一样，你的学问、经验、生意、社交网络越大，你的敏感度就会越高，而你就越有可能注意到新的机会。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迎来第四种好运。
第四种好运可以称为“人设的吸引力”。这可不是朗达·拜恩的《秘密》和张德芬说的那个什么“吸引力法则”。这里面可没有任何超自然现象。它说的是因为你的特殊人设，自动来找你的好运——而不用你去找。比如你的专业是考古学，当你还是个小研究生的时候，你整天盼望能赶上一次重大考古现场。可是有大事儿根本用不到你，你连写博士论文都找不到过硬的素材。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成了比如说西汉考古的头面人物，这一块儿全国就你最懂，那就不是你出去找素材，而是素材来找你了。哪里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