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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父亲》
《父亲》
     父亲 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保证非常不错,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很好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P1-2
《母亲》
     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 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娘”。 “娘,你做啥不吃饭?”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荣城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母亲说话的吗?我常遗憾那儿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 我无法感知父亲对那个小小村庄深厚的感情。 因为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长大在哈尔滨市。 遇到北方人我才认为是遇到了家乡人。我大概是历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在当年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十四岁的孑然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遭!那可是你的根土!”父亲每每严肃地对我说,“咱”说成“砸”,我听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儿。 我不知我该不该也感到同样的自豪,因为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过一位可以算作名人的人。 然而我还是极想去一次,因为它靠海。 可母亲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 母亲从来也没对我说过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她的老家的话。 母亲是吉林人吗?我不敢断定。 仿佛是的。母亲是出生在一个叫“孟家岗”的地方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也许母亲出生在佳木斯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吧?父亲和母亲当年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 有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来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吗?’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背过气去……” 母亲讲时,眼泪扑簌簌地落。 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 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沾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 你姥姥把我和你大舅一块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的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女人没有放过的。 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 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我的母亲在她没有成为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 后来她成了我们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 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 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优选的责任…… 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 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这样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 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以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淫雨潇潇的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 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趁机向建筑部门讨要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 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家。 正如我在小说《黑纽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滨孙”。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二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廉价的体力。翻沙——那是男人们干的很累很危险的重活。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 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带着轻伤回家的。 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出一片片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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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母亲》
     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 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娘”。 “娘,你做啥不吃饭?”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荣城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母亲说话的吗?我常遗憾那儿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 我无法感知父亲对那个小小村庄深厚的感情。 因为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长大在哈尔滨市。 遇到北方人我才认为是遇到了家乡人。我大概是历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在当年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十四岁的孑然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遭!那可是你的根土!”父亲每每严肃地对我说,“咱”说成“砸”,我听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儿。 我不知我该不该也感到同样的自豪,因为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过一位可以算作名人的人。 然而我还是极想去一次,因为它靠海。 可母亲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 母亲从来也没对我说过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她的老家的话。 母亲是吉林人吗?我不敢断定。 仿佛是的。母亲是出生在一个叫“孟家岗”的地方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也许母亲出生在佳木斯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吧?父亲和母亲当年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 有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来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吗?’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背过气去……” 母亲讲时,眼泪扑簌簌地落。 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 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沾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 你姥姥把我和你大舅一块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的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女人没有放过的。 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 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我的母亲在她没有成为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 后来她成了我们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 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 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优选的责任…… 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 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这样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 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以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淫雨潇潇的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 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趁机向建筑部门讨要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 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家。 正如我在小说《黑纽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滨孙”。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二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廉价的体力。翻沙——那是男人们干的很累很危险的重活。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 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带着轻伤回家的。 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出一片片的洞。
《人间烟火》
     葛家的烟筒,终于冒烟了。在全院九户人家中,它每天清晨总是个冒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 这个“大”杂院,一点都不大,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无“院”可谈。所谓“大”,只能从占地面积的小和居住人家的多这种反比中去理解。原先还是有个共同的院的。既是共同的,当然可以共同利用。于是这家在院里盖个煤棚,那家在院里接出间小屋,于是院就不存在了。 院被九户人家共同“建设”成了“迷宫”。仅一人宽的过道,七拐八岔,连接各家门户。初到此院中某家做客的人,上厕所解溲,回主人家时就会错迈入另一户的门槛。这“院”里严格说已不止九户了,而是十三户了。其中四户人家的儿子都已娶了媳妇,住在由煤棚改修成的“小屋”,或接盖出来的“小屋”里。四个由姑娘变成了媳妇的女人,就在那里面“坐月子”,居然也生出了四个“下一代”。四个“下一代”居然也活活泼泼地长大了。小家伙们对于这个“院”爱到极点,哪里还能给他们提供比这里更适于“捉迷藏”的地方呢? 父亲和两个哥哥上班后,秀娟开始收拾屋子。 “妈,从今往后,家务活都不用你做,我全包了!”她将母亲按坐在炕沿上,不许母亲动一动。 “说大话,你过几天就工作了,家务活还不是得我这老婆子做!”母亲瞅着女儿麻利地洗碗、抹桌子、擦灰、扫地,心里喜滋滋的。女儿昨天得到分配了工作的消息,一夜之间,好像变了个人,知道体贴妈了,也知道操持家务了。她觉得女儿在自己眼中,一下子变成了个大人。 秀娟将屋子收拾整洁了,这才洗脸、梳头。 母亲仍坐在炕沿上,瞅着女儿站在桌前对镜梳头的背影,为自己生出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儿心中暗暗感到极大的快慰。女儿的身材多么苗条啊!女儿的头发多么柔软,多么乌黑啊! 秀娟也在一边梳头,一边端详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有一张俊秀的脸,青春在这张脸上写出了“动人”两个字。她的眉毛又细又长,但并不弯得过分。眉梢任性地延伸到鬓发里,而眉峰却永远微微地蹙着,好像她心头缠绕着一缕哀愁。但她那双好看的眼睛却又似乎总流露着欢悦,使她俊秀的脸上增添了格外吸引人的魅力。这张脸妩媚而端庄,那种端庄的气质,足以有力地弹回任何一个男子轻佻的目光。刚入中学,她就从男同学对她的殷勤和女同学对她的嫉妒之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美。她也就从那时开始懂得了应该珍视自己的美。 她梳头的手停止不动了,她瞧着镜子里的自己,又一次沉思地想:我是一个底层人家的女儿,我是一个毫无天资的姑娘,命运除了给予我美丽的面容,再没有给予我任何可以同别人匹比的东西。我绝不用我专享有的去交换我所没有的那一切,我绝不允许自己,更不允许别人亵渎了它。我只把它作为爱情的赠贻,如果我爱上了一个值得我爱的人。我将对他说:“喏,接受吧!我的心,和我干干净净的美丽!……” P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