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部分讲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从哪儿来的，讲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我们这一讲便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产力的革命、交换的革命，而是以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为标志。
欧洲16世纪以来连绵不息、不断升级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战争融资需求，跨国的金融信贷体系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金融”的领域独立了，“国王的债务”被货币化了，成为在银行家们之间投资转卖的财富—资本，一条“由债务驱动”的发展道路由此开辟。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正在于紧紧抓住并率先深刻分析了这条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揭示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崛起的根源、不可避免的危机，真理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限度及其与生俱来的脆弱之处。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最广为流行的舆论里面大概只有一句话庶几正确：“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即使马克思活着，他本人也会同意这句话，但这丝毫说明不了什么。相对而言，另外一种流行的舆论则是不正确的，这种舆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持此观点的人忘记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恰恰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最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资本经济学”，把它理解为“金融经济学”倒庶几接近于马克思的原意。实际上，马克思是在对“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方才建立起他独特的方法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采用他的“经济学—哲学”方法，采用资本的语言或者金融的语言，重新叙述了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内容。“马克思的语言”使得熟悉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马克思的方法”也使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于是，经济学家们只好说《资本论》是哲学书，哲学家们则说《资本论》乃是经济学著作。而这不过暴露出现代知识最根本的缺陷与困境：哲学家不懂经济学，从而使哲学变成了玄学和空谈；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这使得经济学缺乏思想的含量，甚至变成了统计。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伊始所遭遇的最广泛的批评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叙述是“极其抽象的”，而马克思对此的回答也很有名：要分析资本和金融，靠化学试剂和手术刀、靠斯密所开创的那种“经济学家讲故事”的通俗方式是接近不行的，因为这需要“抽象力”。
今天，任何对于期货、期权交易和证券投资有一定了解的人，或许都会明白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是指什么，因为资本和金融是高度抽象的领域。华尔街已经开始雇用高等数学家和高等物理学家对资本市场进行分析，只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洞见和预言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马克思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比迄今为止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懂历史。在他看来，16世纪地中海地区特别活跃的融资活动使得“金融”从各行各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支配性的领域，而这划出了一个接近不同的历史时代—资本自我增值的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观察，把债务打包成“信用凭证”进行买卖就绝非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了不起的发明，因为早在16世纪意大利皮亚琴察交易会上，这种把国王的债务打包成信用券进行买卖的交易，即“”交易，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些陈俗老套罢了。
问题并不在“市场经济”—那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陈腐话题，问题在信用的垄断和滥用即“资本主义”—这才是自19世纪以来支配世界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真正力量。由于看不懂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一种流行了500年的东西当作“新发明”来反复地重新倡导，并徒劳地采用18世纪苏格兰手工业行会的语言，叙述资本主义的世界，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其实就像1787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和盐税专员的亚当·斯密一样，他们正是因为憎恨“债务型国家”—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方才热烈地倡导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因为哈耶克所憎恨的当时的奥地利政府与斯密笔下的英国汉诺威王朝统治者一样，都迷信依靠借债、发债维持财政和经济活动。因此，如果离开了对“债务型国家”的憎恨，我们就接近不能理解他们对于“反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倡导与呼吁。但是，弗里德曼与斯密和哈耶克的出发点都不同，弗里德曼不但是“债务型国家”的积极拥趸，他更是故意混淆了“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之间的根本区别。由于这种致命的混淆，弗里德曼的政策起初使美国的金融机构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随后则使美国的债务绑架了世界经济，最终世界经济就这样被美国的债务拖着滑向万劫不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