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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与光
从基本意义上看，“肉眼可见”的各种色彩是这样形成的：不同的物体有各异的物理性质或物质构成，可以吸收或反射不同波长的光。当反射光到达我们的眼睛时，光受体会通过视神经把信号传递至大脑，由大脑将这些信号重新解译为色彩。人类拥有三色视觉，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里有三种可以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分别感应红色、绿色和蓝色三种色彩。通过三色的各种组合，人眼有可能分辨出一百万种不同的色彩。
1666年，英国物理学家牛顿用棱镜分解了一束白光，在墙上投射出一道彩虹。就这样，他首次发现了太阳光谱，并将其分成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七个可见光区域。如今，牛顿光谱中各色光的波长都已被一一测定，并以纳米（nm）为单位表示。我们还发现了更广阔的电磁光谱，并了解到可见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观察可见光谱，可以很容易地用眼睛分辨出中间部分的黄、绿、蓝，而光谱两端的红和紫相对难以辨析，由它们向外延伸出的红外线和紫外线，则是肉眼不可见的。在可见光谱中，一端的紫色光（380～450nm）的波长最短，因此频率和能量优选；而在另一端，红色光（620～750nm）的波长最长，因此频率和能量大力度优惠。
这些划定的色彩区域是相互渗透的，比如从草黄扩展到水青的绿色，它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继续延伸，逐渐侵入蓝色区域。深翡翠色就存在于绿与蓝相互渗透的部分，因此我们很难判定哪一种翡翠色更加完美，而这种对完美色度的不断追寻，正是色彩的一部分魅力之所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用自己的双手重新调和出自然万物的颜色，甚至还想跳出实体的约束，创造一种全新的色相。这种新色相可能一直在我们的想象里，等待被投射进现实；也可能从未有过预兆，仅仅出现于灵感突发的凭空构建。这便是人们对色彩的研究过程，一种在快乐的意外发现和专注的追求之间始终保持的平衡。在色彩的发展历史中，其所展现的能力一次次令我们惊讶、着迷，并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我们以帮助。
加色法与减色法：物质与非物质色彩
原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我们在艺术和设计活动中使用色彩的基础，不管是在印刷品还是显示屏上。根据媒介的性质不同，原色的呈现也有不同的模式。这取决于我们是使用以光为代表的非物质色彩，还是以颜料、墨水为代表的物质色彩——前者属于加色系统，而后者属于减色系统。
以光为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和设计师通常依赖加色理论。如前所述，光有红、绿、蓝（RGB）三种原色，其他光谱中的颜色都可以从三原色里产生：纯红色光和绿色光叠加形成黄色光；绿色光和蓝色光叠加形成青色光；红色光和蓝色光叠加形成洋红色光；三原色光的重合形成白色光……为获得更多的颜色种类，就需要叠加更多的光线，故而这种调色模式被称作加色法，常用于计算机和手机屏幕等数字显示器的色彩系统。
适用于物理色彩的减色法以青、洋红和黄（CMY）为原色，红、绿和蓝为次色。在这样的色彩系统里，色彩的混合能减少反射光的数量，更多色彩的加入会令效果更暗。但最终，三种原色的完美混合将生成一种混沌的泥色，而不是至暗的黑色，这一点与我们的想象可能不同。所以在应用的时候，需要额外加入纯黑色，才能形成专用于印刷业的四色（CMYK）系统，这其中没有体现出的字母“W”代表白色，这是设计师最熟悉的纸张基底的颜色。
另一种减色法建立在以红、黄、蓝（RYB）为原色的模型上，这是为绘画开发的一种解释色彩关系的工具，也是学校艺术课上最常用的色彩系统。但相较而言，RGB和CMY模型所提供的色域与现代应用更为相关，因此它们在大多数领域都取代了RYB模型。
色彩与视觉感知
艺术家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说过：“当五十个人听到‘红色’这个词时，他们脑中会出现五十种不同的红色。”“类似这般关于准确灰调的个人偏见和分歧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反应，它的产生来自反射光和人对反射光的感知。首先，反射光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比如正午、傍晚与黄昏的阳光颜色就各不相同。其次，经有色的墙壁或其他表面反射后，光线会发生变化，而一个给定空间里通过的光线数量会对最终的色彩呈现产生影响。另外，全色域仅在白色“日光”条件下可见，而LED灯、荧光灯、白炽灯和其他人造灯的使用，都是不利于人们对物理色彩的准确感知的。
如果有另一种色度同时存在于附近，我们原先对色彩和灰调的感知也会受到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同时对比”。在灰调的色彩旁安排一种饱和色，可以使灰调中的亮色成分显得更明亮，类似这般将呈现对比的灰调紧密安排在一起，可以令其相互影响，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当单独呈现的亮丽红旁边出现蓝色，我们的眼睛会试图平衡对比度，将其识别为一种橙色。
艺术界的前辈们早已发现了这些微妙的变化，并视它们为一种创作的机会，这值得我们效仿。当代设计师海拉·琼格里乌斯（Hella Jongerius）就利用各种材料去研究光在一天中的变化，观察光线在纹理形式各异的器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