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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在悬瓠
墓志说慈庆“俗姓王氏，字钟儿，太原祁人，宕渠太守虔象之女也”。北朝墓志记女性的“字”（以及北族人物的所谓“小字”），其实都是本名。王钟儿生于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可惜我们不知道她家本来住在刘宋境内何处。墓志虽说她是太原郡祁县人，但只是郡望，郡望在那时主要用于表明自己的姓族来历。即使王钟儿的父祖的确出于汉晋名族太原王氏，经永嘉之乱及随后的百年动荡，南迁北人早已定居南方各地，很多还经历了“土断”，算是南方州郡本地人了。墓志说王钟儿的父亲王虔象担任过宕渠太守。刘宋梁州本有宕渠郡，后又立南宕渠郡，元嘉十六年此南宕渠割度益州，故梁、益二州均有宕渠郡，不知王虔象是在哪个州任职。
墓志用常见的赞美文辞来描述出嫁之前的王钟儿：“禀气淑真，资神休烈，理怀贞粹，志识宽远。”当然都是套话，墓志作者不了解实际情况，或即使了解也必须只说好话，写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因为墓志写作的格套要求在志主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给予评价。评价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这样抽象的德行概括，然后是这些德行的外部表现：“故温敏之度，发自龆华；而柔顺之规，迈于成德矣。”说王钟儿年少便温敏有度，柔顺不逾规矩，超过了一般的成年人。
接下来就进入王钟儿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离开父母，嫁入夫家：“年廿有四，适故豫州主簿行南顿太守恒农杨兴宗。”王钟儿二十四岁出嫁，算是晚婚，那时女性婚龄大概以十三至十五岁最为常见。王钟儿的晚婚必有特殊原因，当然也许这并不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可惜已无从知悉。她的丈夫杨兴宗，郡望恒农，即弘农（因北魏献文帝名弘，故避讳改弘农为恒农）。弘农杨氏更是汉晋第一流高门，当然杨兴宗家是不是攀附就难说了，和王钟儿家自称太原王氏一样。杨兴宗的官职“豫州主漳行南顿太守”，应该是他生前最后的职位，即他以豫州主簿的身份临时代理了豫州所领的南顿郡太守的职务。王钟儿的父亲官至郡太守，她的丈夫（年轻时）为州主簿，可见两家为同一阶层，算得上门当户对，大概都属晋宋社会中的“次门”，也就是“低等士族”。
墓志对婚后女性的描写有自己固定的套路，反映那时的女性理想或伦理要求。墓志说王钟儿“谐襟外族，执礼中馈”，就是社会伦理对一个年轻媳妇的要求：谨慎处理内外亲族的各种关系，履行包括手工劳动在内的各项家庭职责。因此，王钟儿在夫家“女功之事既缉，妇则之仪惟允”，就是不仅家务劳动做得好，各方面也表现出堪为楷模的女性品德。所谓“谀墓”之辞，男女有别，官民有别，上下有别，老少有别，道俗有别，华夷有别，针对志主无不各尽谀美之很好。这些看似虚美无实、空洞艳俗的谀辞，其实饱含着时代内容，后人可借以观察那时的规范和理想，而在一个礼法纠缠的社会，规范和理想又意味着荣辱明暗的巨大黑洞。
王钟儿婚后自然住到夫家，而她的丈夫杨兴宗那时家住汝南。墓志解释杨家何以会住在这里：“于时宗父坦之出宰长社，率家从职，爰寓豫州。”据此，杨兴宗的父亲杨坦之担任过长社县（在今河南长葛）县令，因此举家迁至豫州。长社县传统上属豫州颍川郡，除晋末宋初不太长的一个时期外，并不在南朝军政范围内。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大举北伐时，淮西军就是从汝南和上蔡出发，攻克长社，之后继续北进。不久北魏太武帝全线反攻，长社自然失守，宋军沿原路退回汝南。杨坦之任长社县令，也许在元嘉北伐时，也许只是刘宋的侨置，并无实土。侨置的长社，属于侨置于豫州的司州。刘宋前期的司州治汝南，所以司州官吏及家属多在汝南。
豫州汝南郡治悬瓠城，为刘宋淮西边境的要塞，地据汝水上游，战略意义极大。此城立于汝水南岸，据说因汝水在这一段迂曲旋绕，形如一枚悬垂的葫芦，故得此城名。这个说法首见于《水经注》：“城之西北，汝水枝别左出，西北流，又屈西东转，又西南会汝，形若垂瓠。”《元和郡县图志》可能就是据此说道：“汝水屈曲行若垂瓠，故城取名焉。”隋唐蔡州治悬瓠，李想雪夜入蔡州，就是袭取这个悬瓠城。刘宋时以新蔡郡帖治汝南，即新蔡与汝南两郡共享悬瓠城，二郡太守常由一人兼领。从后来的史事发展看，我认为杨坦之一家住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县）。
《水经注》叙及汝南郡悬瓠城时，郦道元还引述当地老辈的话提到悬瓠有名的土特产板栗：“耆彦云：城北名马湾，中有地数顷，上有栗园。栗小，殊不并固安之实也。然岁贡三百石，以充天府。”郦道元认为自己家乡范阳郡固安（或作故安）县的板栗才是天下第一。，觉得悬瓠板栗个头小，“殊不并固安之实也”，但也承认洛阳朝廷挺看重这个特产，额定每年从悬瓠收取板栗三百石。他又提到汝水河里有个小岛，岛上多板栗树，故称栗州（洲）：“水渚，即栗州也。树木高茂，望若屯云积气矣。林中有栗堂、射埠，甚闲敞，牧宰及英彦多所游薄。”北魏孝文帝南迁后多次南征，两度驻扎悬瓠城，郦道元对此也有记录：“其城上西北隅，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