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除了破产程序之外，强制执行程序或许是汇集各种权利类型以及法律关系多的一个程序，如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买卖、租赁、合作开发、共有，等等。衍生于此的执行异议之诉当然继受了这一特点，各种权利类型各有其特点及效力，密集交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诉讼与执行于此汇合，产生激烈碰撞，诉讼程序因执行而被影响，执行程序又因诉讼而被改变和塑造。
虽然对于执行异议之诉纠纷的裁判，实务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目前，其裁处规则却仍处于较为粗放和混沌的初级阶段，在几乎所有的主要问题上均争论激烈。观点分歧的存在固然正常，但有些争论却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窘境。例如，对于股权代持中实际出资人的权利能否排除显名股东金钱债权人的强制执行问题，长期以来围绕商事外观主义适用与否，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但实际上，我国法上的股权变动模式才是解决这一问题更为基础的“钥匙”；又如，借名买房人能否排除出名人的金钱债权人针对房屋申请的强制执行问题，一直是执行异议之诉理论与实务中争论不休的“疑难杂症”，围绕物权归属而形成的“物权说”“债权说”各有其道理，但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即便借名买房人对房屋享有的是债权，也不能因此而得出否定其排除执行的结论，强制执行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与特点亦应加以考量。凡此种种，探讨问题的“频谱”若不同，则难免导致“鸡同鸭讲”的局面，故而有必要反思探讨问题的路径和框架。解决之道就在于立足执行异议之诉的衍生性特点，结合实体法规则，打破实体法与程序法各自固守领地的褊狭，从整体上对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加以把握。本书即是这样一个探索，笔者力图站在解释论的视角，以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为大背景，以民法典等实体法规范为框架，追根溯源去探求解决方案背后所依托的原理依据，从而证成选择某一解决方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没有人可以独自前行。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背后的依托，正如霍姆斯在《普通法》中所说，是法官所感受到的时代需求、主流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公开或无意的直觉，甚至与同时代的人所共同抱有的偏见。因此，遵循法典体系，尊重实体法规则当然是基础，但法官裁断纠纷时也绝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而是必须与现实中的新情况相结合，终的处理结果也必然应当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始终是衡量结果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标尺”。否则，我们就应当质疑并认真检视自己看似完美的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瑕疵、漏洞和偏差。面对纷繁复杂的权利冲突，法官在裁处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时对此尤应重视，绝不应回避诸多层面的价值考量。
聚焦于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对笔者而言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有幸于人民法院给予执笔起草执行异议之诉司法解释的契机，笔者得以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地接触了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许多实务问题，手地调研了各级法院法官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思路，整理归类相应的裁判规则，探寻其背后所隐含的理念。这些点滴逐渐汇聚，使笔者对执行异议之诉裁处原理的理解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过程中不断加深，于是萌生了把当前学界及实务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把自己的一些思考记录下来的想法，这就是写作本书的初衷。
所有人类构筑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尽善尽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我们只能选择次优：一个愿意随时接受改进的、不完美的社会。执行异议之诉的理论与实务就是这一真实而不完美世界的典型体现。实证地来看，具体制度的构建和实施其实更多的是不同利益主体多回合冲突和妥协的结果，因此终形成的结果往往并非解决问题的选择，而仅仅是被多数方认同的次优方案。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许多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认识分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量的因素众多且繁杂，限于笔者的学识水平，本书也注定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尝试。唯愿本书的探讨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并由此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笔者即已心满意足。
本书的写作完成于农历牛年末尾，虎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仍未退去。但黎明终将会来临。愿明日的朝阳照耀大地之时，面对纷争的世界，我们能交出一份次优的答卷。
后，要特别感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王小娟法官、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陈泫华法官在本书资料搜集、观点梳理等方面提供的无私帮助；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王毓莹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刘颖副教授在笔者对执行异议之诉的研究中所给予的观点争鸣和启发；感谢所有在本书主题研究过程中给予过笔者帮助和支持的人民法院和江苏、浙江、上海、四川、重庆等地法院的同仁好友，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感谢法律出版社法商分社薛晗社长对本书写作出版的鞭策和大力支持，以及慕雪丹女士、章雯女士等编辑老师对书稿的编审校核。当然，离开家人的支持，本书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借此也由衷地道一声“谢谢”！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