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在原始狩猎时期，人类的思想与艺术创造的母题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农耕时期，枝、叶、花、果、树通过食用、药用以及观赏，逐渐占据人类的生产生活。植物纹样是源于自然生态的艺术创造。先民对生态进行模拟，并将他们的人文意识反映其中，从而在中国的深厚历史土壤中培育出各式各样的植物纹样。
彩陶纹样在新石器时代发展起来，除了动物纹样，花纹、叶纹、藻纹、果实纹等简单的抽象植物纹样也开始出现。春秋战国至汉代，植物纹样的题材都有所突破和扩展。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植物纹样才产生转型，真正进入中国艺术的装饰主体领域，影响着后来中国植物纹样的风格变迁。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魏晋南北朝时对中国影响优选的游牧民族鲜卑族以及南诏国时期的云南白族、汉族等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因此在石窟艺术、建筑装饰、器物上涌现大量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的莲花纹、宝相花纹、卷草纹等植物纹样。
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开始陆续出现葡萄纹、石榴纹，这些来自异域的植物纹样披着全新的外衣与东土的人们展开互动，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大唐的繁荣与开放展现出风格鲜明的唐代美学特征，植物纹样丰满、繁复、华贵，无不映射出盛世气象。国色天香的牡丹深受唐人追捧，他们大量种植牡丹，从观赏到诗词，再到书画、纹饰，牡丹比比皆是，在中国后世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与此同时，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与贸易达到鼎盛，自汉代出使西域的使者张骞将石榴、葡萄带回中原后，以其作为原型的纹饰得以风靡。我们至今仍可以在博物馆看到大量的铜镜上展示着充满希腊艺术风格的海兽葡萄纹、缠枝葡萄纹，还有那火红喜庆的石榴纹被广泛应用后，形成了中原汉族与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生活中差异化的特色。不得不提的是，佛教在唐代充满着活力，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演变而来的宝相花纹在融合了佛教风格与唐代审美后，在大唐趋于华丽和饱满，其象征寓意更为世俗化，并且出现了以牡丹花或其他花卉为母体变形成的宝相花纹。
元朝形成了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民族文化并存及相互渗透的文化体系。负有盛名的元代青花瓷器上多有缠枝卷草纹、缠枝莲纹等卷草与花卉的组合出现，也源源不断地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纹中的松纹、竹纹。此时的植物纹样大多在表现技法上融合了伊斯兰风格，在表现题材上多使用汉族传统的“岁寒三友”“四君子”等植物图样。多种风格的融合，组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植物纹样风格，也从侧面展示着草原民族的个性。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更加多元化的发展，众多植物纹样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菊花纹、桃花纹、梅花纹、宝相花纹、桃纹、松纹等常见的植物纹样都围绕“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一特征呈现于服饰、瓷器、织绣上，如菊花纹、桃纹寓意延寿，宝相花纹、牡丹花纹寓意富贵吉祥，莲花纹寓意连生贵子等。满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植物纹样随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和演变，但从整体风格上来看也多受汉文化这一主流文化的影响。
本书为呈现中国民族纹样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还加入了一些少数民族特有的植物纹样，这些纹样都基于其本民族的文化信仰、历史故事和地理环境等因素演变、成型，是十分真诚而又珍贵的民间艺术创造。如八角花纹在分布于西南地区的壮族、侗族、苗族、哈尼族等民族中都是常见的几何型植物纹样；壮族的姆洛甲、彝族的咪依噜都是它们各自崇拜的花神文化；西北地区有新疆维吾尔族的阿娜尔象征着独特的女性之美；东北地区有延边朝鲜族仰慕的春天的使者——金达莱。
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的植物纹样，如今我们再一一看来，似乎都产生了一种回归到自然的审美心理。花的寿命十分短暂，却在其生长之时或轮回之时重新被赋予无限的关于人、关于世间万物的生命与情感，它们要承载的比人的一生要多得多。庄子曾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许是提醒我们，在这庞大的中国民族纹样体系面前，我们的所见、所思、所做还微不足道，因此对于本书的体例、内容、纹样的选取等各方面的考量，也没有办法做到全面又均衡，只能选取一些相对具有代表性的纹样进行描述和展示。在本书中，我们保持着敬畏之心写下纹样之形意，画下纹样之美，希望能在时间的刻度上让中国民族纹样再次留下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