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民便俗为本
; ;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倡言治国理政不外谋求富国和强兵两件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士大夫所接受。明代是程颐、朱熹理学的全盛时代，明太祖多次诏令天下读书人非程朱理学不学，非孔孟之书不读。国家明经取士，皆以理学家的传注为范本，以明初的《理大全》为经典，不许任何人非议程朱学说。凡是要考科举的，都要熟读四书五经。这四书五经又以程颐、朱熹的传注为，但有不合程朱学说的，都会被群起而攻之。所以程朱理学独霸学坛，气势炙人，它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被推为儒学的正宗，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明中叶后阳明的心学兴起，两派争讼激烈，有以程朱非学者，也有以学攻程朱者，有于，有于道，纷纷扬扬。
; ; 其中虽不乏经世致用之士，但也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以说大话、讲空话为时髦，鄙薄民生日用的迂夫子，明代人称之为“腐儒”。在他们看来，只要高谈仁义道德，传布圣贤说教，让老百姓心悦诚服，能安邦定国，富国强兵是不值一提的事。因此嘲讽张居正所行的改革不是道，是霸道，并与张居正有一次正面交锋。在张居正入值时，吴旺湖曾对人说：“我辈原以为张公当之道，今观察所言所行，不过是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
; ; 张居正一听，不禁哑然失笑：“这太过誉了，我哪能使国富兵强！”接着，他引用孔子、周公和虞舜的语录反唇相讥：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虞舜教诲勿违农时，周公关心军队，“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
你抬出程颐、朱熹的语录攻击我，我搬出孔子、虞舜和周公的立论来
较量。你的祖师爷出自宋、明，我的祖师爷却远在上古的三代，以祖师爷叫板，使反对派无言以对。然而现实并不像纸上谈兵那样轻松，要富国强兵谈何容易！张居正认为自己还远远没有做到，对方的论调恰恰是抬高了自己。他所以能这样旗帜鲜明、理直气壮行反驳，是因为对改革有坚定的信念和系统的理论。
因时顺势的变法观
; ; 改革是触动社会的变革，这虽然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推陈出新、自我完善，但却是“变”字当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与渐行渐变不同的是，改革是带有矛盾的集中、突破和的改变，集中表现为法制的推陈出新，所以又称为变法运动。改变行之已久的章程和法令，不仅使蹈常人们不适应，更要遭遇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其反对改革的常用手法，是“法祖”，即用祖制、祖训来抵制改革，以维持现状。“法祖”正是张居正改革初期使用的旗号，但实践的结果是改革已远远超出祖制，因此变与不变，又要在法祖问题上较量。敬祖崇宗，恪守祖训，本是小农时代人们普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孔子言必称三代，墨子以尧、舜、禹为楷模，老子尊崇黄帝，淮南子信仰伏羲、女娲……各家各派主张不一，但都不约而同地推崇古代圣。强烈的崇古意识，培育了广泛而浓厚的，这在社会变革之际往往成为惰力量。要使改革获得，不仅要有实际利益的推动，还要在思想上导引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化惰为动力，这是发号施令所达不到的思想深处的动员。能不能建立足以动员民众的改革理论，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批评对手并不足以使民众服膺，改革是制度的改造工程，从理论到实
践有破更要有立，它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有实践的成果，更要有相应的理论建树，引导改革走向。
; ; 张居正运用人们熟知的历史常识，重新解释商、周、秦、汉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他认为从夏、商而周代，天入多事之秋，其后历经秦、汉、隋、唐、宋、元而本朝。前朝俱由兴盛而衰亡，倘若前朝治国无方，无力挽救衰败，其势必变为新朝。他以兴亡交替不可逆转之势，说明后代必须克服前代的弊端，发展前代之优势，才得以一代胜过一代。因此说：“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 ; 这是造化的自然之理，不顺应这造化的机运，虽是贡禹、薛宣、韦贤、匡衡这样的先朝重臣、大儒也是“不达世变者”，强调的是以发展的观念报效祖先。
; ;“造化”本是古人观察世事沧桑的用语，张居正加以创造发挥，用以说明同样是效法祖先，却有顺应或违反造化之别。这一论点的提出，既打起祖先的旗号，又反击了保守者的攻讦，从历史兴亡的追溯中阐发变革思想，这是他的犀利和机敏。
; ; 在张居正变法中，有威力而又脍炙人口的思想是：“法制无常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以“民”的需要和“势”的不同，来阐明变法的正义和合理，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关于这一命题的提出，在他身为主考官所作的策问和范文《辛未会试程策》中有一段精彩的自问自答。
; ; 不妨作一点评：
; ;问：者与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之法。而孟轲、荀卿皆大儒也，一谓“法先”，一谓“法后”，何相左欤？我国家之法，鸿纤具备，于古鲜俪矣。然亦有在前代则为敝法，在熙朝则为善制者，岂行之固有道欤？虽然，于今且敝矣，宜有更张否欤？“法”，这是变法的依据。秦国的商鞅说：“国之所以治者，法、信、权。”
; ; 汉代的大儒贾谊说：“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易经》说：“制而用之谓之法。”这三者可谓是法家、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言论，他们都认为“法”独掌的权力、统治民众的利斧。张居正一句：“者与民信守者法耳。”却提出“法”是者与民共同遵守的信条，者有高的权力，但也要与民众一样信守法的规章。这比“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胜一筹，明确指出与民同罪的不仅是子，还本人。也不限于触犯刑律犯罪，而括一般的规章制度，这将“法”的抬高之上，“法”不为者一人独掌，而是君民共同遵守的规则，这是少有的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