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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和秦、汉时期，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丝织手工业，都获得了蓬勃发展。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都设有官府丝织作坊。湖南长沙战国楚墓有一方“中织宝铢(音shu，长针)”印鉴出土，说明当时楚国设有“织室”管理宫廷丝织和缝纫生产。各国的丝织工匠大多隶属于封建主。《墨子·辞过》说：“女工作文彩，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意思是女工纺织五彩锦绣，男工刻玉镂金，都是给封建主们做衣服。 秦统一后的官府丝织业机构设置，比前代规模*大，分工*细，除东织、西织两官府的丝织作坊外，还设有锦官、服官两职。官府作坊有严格的师徒制和奖惩条例。 两汉的官府丝织业比秦代*有新的发展。西汉长安未央宫内设有东西两织室，分别由织室令丞管理，主要为宫廷织造丝绢、彩锦和宗庙仪服，一年花费高达5000万，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和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两织室相继省废。但东汉迁都洛阳后，据史籍记载，仍有织室存在。另外，西汉皇室在丝绸集中产地临淄设有“三服官”(三服指春、夏、冬3季的丝绸服装)，专为皇室制作绮绣、冰纨、方空觳、吹絮纶等精美丝织品。起初，三服官作坊的丝织物不过10箱，后来不断扩大，到元帝时，三服官作坊各扩至工匠数千人，每年费钱数亿。这既说明皇宫的**靡费，也反映官府丝织业的发展扩大。在另一丝织中心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皇室也派设服官，雇用大量工匠，专造衮(音gun)龙文绣等礼服。 民间丝织业也有很大发展。 战国时期，山东的齐鲁，河南的陈留、襄邑早已是有名的丝织中心，不仅官府丝织业发达，民间丝织业同样十分兴盛。齐国的丝、麻纺织品行销很广，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美名。齐鲁出产的薄质罗、纨、绮、缟和精美刺绣，陈留、襄邑的各色织锦，都闻名全国。秦国、卫国和吴、楚所在长江流域，民间丝织业也都十分普遍。当时各国为了增强国力，争雄称霸，统治者鼓励民间扩大丝织生产。秦国商鞅变法时，规定对生产缯(音zeng，古代丝织品名称)帛多的免除徭役，从而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在《韩非子》一书中，有一段“吴起出妻”的故事。楚国大将吴起(？～公元前381年)是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人，因为妻子织的丝带子的横幅不够法定尺寸，一气之下，就把她赶走了。这段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丝织生产的普遍性和规范化。在长江流域，吴、楚两国还为边境居民的桑树之争打了起来，从一个侧面反映官府对民间蚕桑丝绸生产的重视。 秦统一后，尤其两汉时期，民间丝织业有*大的发展。在汉代，包括丝织业在内的纺织业，是民间存在的*为普遍的手工业，当时有“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谚语。由于各地植桑养蚕和民间丝织业的普遍发展，绢帛的产量大幅度增长。汉武帝时，主管全国财政的大司农桑弘羊，推行均输、平准等平抑物价的改革措施。由大司农委派均输官和平准官到各郡国掌管均输事务，令各地向均输官交纳贡物。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这一年，各地以均输名义交纳的绢帛即达500万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民间丝织业的发达。 随着民间丝织业的大发展，民间的丝织手工业作坊也逐渐兴起，有的还有相当规模。据《西京杂记》载，大将军霍光的妻子送给宣帝皇后的乳医淳于衍24匹葡萄锦、25匹散花绫。散花绫是河北巨鹿陈宝光的妻子织的。陈的花绫产品很有名。这个陈宝光可能开设相当规模的丝织作坊，其妻子则是织绫能手。 丝织生产的发展，产品数量的庞大，还可从当时书写材料和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变化得到反映。春秋以前，书、契都刻在竹片上，然后编成竹简。犬约从战国时期起，随着丝织生产的发展，开始部分使用丝织物书写和绘画，称为“帛书”、“帛画”。《墨子》一书中即有“书之竹帛”的话。“竹帛”就是竹简和绢帛。到了汉代，帛书数量明显增加，逐渐普遍。长沙马王堆汉墓即有帛书、帛画出土。随着丝织业的发展，社会上也逐渐形成奢华的风气。在汉代，富商大贾“衣必文彩”，社会上“富者绮绣罗纨，中者素绨锦冰，常民被后妃之服”。连寻常百姓都穿过去后妃的衣服，没有普遍的丝织业发展和丰富的丝绸产品，是**不可能的。 P4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