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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计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接近，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实际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见曾国藩应诏陈言疏
当时兵营的腐败，也已达了极点。绿营兵平时作小贩，扰乱民间，战时互相推诿，败则逃，胜则相嫉，毫无纪律可言。曾氏说：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崩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见曾国藩议汰兵疏另一位中兴名将胡林翼又描写当时一个满清将军胜保的隋形说：
“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以胜闻。”
“胜保在蒋坝，残败不复能军，山东人向呼此公为‘败保’。盖其治军也，如郑公子突所谓‘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者矣。”见胡遗集卷六十五因为政治的不良，兵营的腐败，成为种种社会不安的因素，在上者不知民间疾苦，造成“宫逼民反”的事实，所以在太平天国发生以前，长江上游常生乱事，此外“瑶乱”于湖南、广东、广西。尤以广西的“苗乱”为甚。但因为规模不大组织不完，所以经官方加以压制，不能酿成大患。道光廿七、八年间（1847，1848）两广大饥，于是群盗纷起，到处劫掠，洪秀全乘机扩充势力，组织会党，号召民众，在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间起事于广西桂平金田村，咸丰元年（工85工）称太平天国，遂成不可收拾之势。
匪患扰乱和天灾流行，使民间疾苦更深。道光年间黄河下流时常决口，河南一带，饥民极多。此外淮水变乱常生，同时南北运河时常出漕，两岸堤墙塌卸，民无宁日。那时民间的苦况：
“地方之苦．百物荡然，公私赤立，民固无以自活，官亦几难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氛踵至，纵有贤员，莫能措手，即行军所过，亦往往百里不见炊烟，竟日不逢行人。”曾国藩致吴竹如书
此外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一个优选特点，便是海禁大开，帝国主义对华开始侵略。在曾国藩以前，中国还是因习着几千年的闭关政策，在他以后中国乃全入开关时代，而他适逢其时，亲启了这个新时代的序幕。从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是中国对外开始大失威信的时期。太平天国起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盛于英法联军进攻津、京之时，当时的内乱外患，使得国家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身经目睹，奋力挣扎，其遭遇之苦可以想见。 从上面说来，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一个概况。曾国藩的时代，简单地说，是一个政治黑暗、军队腐败、社会不安、天灾流行，内乱外患交相侵迫的一个时代，但曾国藩卒能赤手空拳，任劳任怨，平定内乱，使濒于危亡的满清政府，延长了六十年的寿命。我们看察曾氏事业的成功，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但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他的惊人事业。
第二节曾国藩的家世
近代人讨论曾国藩的生平事业，以为替满清异族卖气力，扑灭汉族的太平天国，这种人是不足齿的。从民族意识的观点上。这话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时代性和他的家世所造成的必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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