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他的学生》：
傅斯年与胡适互勉，倦倦学业，期于白首，只是一凡的赤子之心吧。诚然代中国社会需要英雄业绩，而皓首求知的人，大多未曾走上英雄之路，但芸芸众生毕竟铺垫着社会生活迂回曲折的道路。一点一滴的成，固然比不上狂飙的业绩，但狂飙的力量也终究有限，它仍然需要一点一滴的铺垫，才能实现其存在的价值。英雄有时在地上，有时则在天上，曲高则和寡，而脚踏实地者，则业无巨细，终究会在人类生活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二、组织长才施于学术胡适对傅斯年初期的留学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从傅斯年留学时的专业选择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傅斯年从胡适那里接受了实验主义之后，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刨根问底，便想翻译“哲姆士”（James）的书。然而，他没有在美国接受实验主义课程的根柢，翻译深感困难。他说：“想翻译这本实际主义，必须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想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必须先研究造成实际主义的实际方——是实际逻辑。想研究实际逻辑，必须先研究机能行为两派的心理学。还不止此，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是不可不知康德以后各派哲学的得失；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效用，不可不知实际主义的伦理学——人生哲学。如此说来，一事牵动百事。”这一类对学问追本溯源的想法，对于求知欲极强的年轻学生来说，也在情理之中。但作为师长如此引导学生，则只能把学生诱入学海的迷宫。求学不能贪多务博，学海无涯，人寿几何。傅斯年的这一思想，很可能是胡适予以助长了。胡适后来也给青年们开过一个书目的大书单。对此，鲁迅曾嘲笑说：“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的书目。”确也如此，胡适作为实验主义大师的学生和信徒，并没有对实验主义穷本溯源地研究下去，而傅斯年却不知深浅地踏上了这条路。
傅斯年初到伦敦的时候，按照上述思路，专攻实验心理学。不过，他原有的自然科学基础大概不够用了，所以，又要加学物理、化学和数学。经过四年的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也有深入的了解。但他在实验心理学方面并没有深人研究下去。1923年秋，傅斯年又从英国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马赫的哲学思想。
但是，他在学，受到影响深的学术流派，乃是德国的兰克派史学和比较语言学。当1926年冬，学成归国时他已过而立之年，早岁所热望的美国牌实验主义，已被他搁置一边了。
1948年，他到美国，重新搜求詹姆士的著作，但不再是年轻时的那种热情了。他在书后写道：“詹姆士说可信否，乃别一事，其文词与之把握足乐也。”此后，傅斯年的学术方向转到了中国古代史的领域，在这方面，他在留学前已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当然，他的学识和思地开阔了，然而，几经周折的结果，也导致了他博而寡要的学术路数。后来，罗家伦为傅斯年学术成果不丰辩护说：“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傅斯年回国后，即应中山大学主持校务的朱家骅之聘，出任文科主任，1927年5月，文科改为文史科，傅斯年任文史科主任兼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他凭借博学和组织长才，在学术领域里，着手开拓的工作。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欧美各种学术流派在中国广为传播，但中国仍然缺乏必要代学术组织机构，各种学术活动散漫无序，十分落后。胡适以其提倡白话文和实验主义的方，名重一时，赢得了一批追随者。但胡适长于自己著述，缺乏组织才干。据蒋梦麟的记述，傅斯年在一次演说中，曾将自己和胡适作了对比，“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
傅斯年正是以其的组织才干，弥补了胡适的不足。傅斯年逝世之后，胡适高度赞扬他说：“孟真是人间一个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强，理解力也强，他能做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能办事、有组织才干的天人物。”当然，这时候的傅斯年，在学术思想上已经成熟，不再是胡适的一个简单的追随者了。胡适始终于传播一种“简式”实验主义，他曾说：“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他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