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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Pontoise）医院的老年病房。我是在两年前把她送到那里的。护士在电话里说：“您的母亲在今天早餐后离世了。”根据护士的推测，大概是在早上十点钟。
她房间的门第一次被敞开着，她已经被擦洗干净了。一条白色的带子从下巴绕过去缠住她的头，把她脸上那松弛的皮肤挤到了嘴边和眼下。她的身上齐肩盖着被单，双手放在里面。母亲看上去特别像一具干尸。她活着的时候，由于怕她起床会发生意外，护士们特别在她的床的两侧加上了护栏。我想给她换上她先前早已为自己的葬礼准备好的带有花边的白色睡衣。护士告诉我，会有服务员给她穿戴打理，她们还会负责把床头柜里的十字架为她摆好，只是现在还缺两个用来固定十字架的钉子，护士不能肯定是否能找得到这样的两颗钉子。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我现在只不过是想把她的十字架为她放上。在活动桌上，依然摆放着我前一天给她带来的一束连翘花。护士督促我快去医院的户籍科办理相关的手续。在这期间，有人会整理我母亲的遗物。她的遗物很少，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属于她的东西了，一身女服、一双夏天穿的蓝色皮鞋和一个电动剃刀。正在这时，隔壁一位妇女忽然痛苦地喊叫起来，人们对她的喊叫似乎已经习惯，因为她这样已有数日了。我真不明白，她身体这么不好，却依然活着，而我的母亲却走了。
到了户籍科，一位年轻女职员问我办什么事，我告诉她说：“我母亲今天上午去世了。”她没有一丝惊讶，语气平淡地问：“死在医院里还是死在托老院？她叫什么名字？’’女职员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看了看，然后微笑着说她已经知道了。接着，她出去把我母亲的档案材料拿了过来，然后向我询问几个关于我母亲的问题，比如她的出生地，以及在她进入托老院之前的住址等。而我知道，这些情况在材料里已经都有了。
回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我看到在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塑料包，里面装着她的东西。护士见我回来立刻把清理遗物的单子递过来让我签字。母亲在这里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东西我都不想带回去了，除了之前我和父亲一起去利雪（Lisieux）朝圣时买的那座小雕像和一个小萨瓦烟囱清扫工木偶，这是安纳西（Annecy）的纪念品。看到我已经来了，托老院就可以不必严格执行“必须将过世的老人在房间里停放两小时”的规定，他们可以把我母亲的尸体运到医院的太平问了。临走时，我透过玻璃窗看到了和我母亲同住一屋的那位老太太，她手里拿着一只包坐在那里，护士们让她在那里安心地等待，直到我母亲被运往太平间。
我的前夫陪我去了殡仪馆。在殡仪馆的架子上摆放着人造－－花，后边放着一些扶手椅和一张矮桌，桌子上还放着几本杂志。一位办事员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讯问了一下老人去世的时间、要下葬的地点，以及是否需要做弥撒等，他一边问一边在单子上记着，还时不时地用计算器算着。然后他带我们进了一问黑屋子，没有窗户。进屋后，他开了灯，我们看到屋里依墙摆放着十几口棺材。办事员的态度很认真，郑重地说：“这里所有棺材的价格都特别贵”。在所有的棺材中，有三口的盖子是敞开的。办事员说这是为了方便顾客挑选棺材里面衬料的颜色。我选择了用橡木做的那口，因为母亲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橡木，每次买家具时总是担心不是用橡木做的。我的前夫劝我买紫红色衬里的，因为他记得我母亲生前常穿这种颜色的上衣。他为自己还能记得这些感到自豪。我给办事员签了张支票，把棺材买了下来。他这里什么服务都有，就是没有预备鲜花，我感到很遗憾。将近中午，我回到家，和前夫一起喝了杯波特酒，这时我感到头痛，肚子也痛。
下午五点左右，我打电话给医院，询问他们我能否带我的两个儿子再去太平间看一眼我的母亲，接线员回答说太晚了，太平间四点半就关门了。我很失望地独自开车出去，在医院附近的新街区找到一家在周一营业的花店。花店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说我想买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花店老板和蔼地劝我不要买，他说白色的百合花，严格来讲，是给送小孩子或是年轻姑娘的。
葬礼于星期三举行。那天，我和儿子们、前夫早早就来到了医院。太平间是一座只有一层的建筑，坐落在田边，没有任何标记，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到了太平间，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示意我们坐在走廊里等着。我们在贴着墙根摆放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太平间对面是救护室，门都敞开着。我真想再见母亲一面，把我包里的开着花的两株小树枝放到她身上。我们不知道工作人员在封棺前是否还让我们再看母亲一眼。我们在棺材店里见过的那位工作人员从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很有礼貌地示意我们跟着他。我们来到了一间大厅。那是一间宽广的光秃秃的大厅，水泥地上洒着不知道是从哪里投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我的母亲已被放进了棺材里，她的头朝后，双手拥着十字架，他们已经把她头上的白色绑带撤下去了，为她换上了带花边的睡衣，缎面被子一直盖到了她的胸部。
接下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告别仪式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