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深表怀疑，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产生这种怀疑。尽管资本主义带来了惊人的技术创新，但从中受益的只有一部分人。虽然大量指标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济水平已十分高，但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食物和住所等基本生存要素而苦苦挣扎。当经济衰退时，富人依然富有，而普通人首先受到冲击。大量有才华的年轻人无法找到能够施展自己才能的工作，继续深造或许对他们有所助益，但许多人却无力支付学费。
如果这还不够糟，那再看看气候变化。大多数商界人士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一现象中的罪责。飓风“艾尔玛”（Irma）、“玛利亚”（Maria）和“哈维”（Harvey）给北美地区造成重创，导致经济损失。而巴基的高温和印度尼西亚的气旋风暴等自然灾害也已造成数千人死亡或流离失所。
加利福尼亚商人保罗·霍肯（Paul Hawken）是园艺商史密斯与霍肯（Smith and Hawken）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表示：“我们所做的是窃取未来并卖给当下，并标榜自己创造了GDP（国内生值）。”此言何意？这意味着整个工业世界是靠巧妙的手法构建的。企业无须为因自己而产生的污染买单，但若将这些代价计入运营成本，企业会赔钱。实际上，研究已经证明，如果考虑企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那么行业里没有一个企业能赢利。
此外，商业世界始终充斥着各种丑闻。一些企业不但无视环境代价，而且不在乎人的代价。优步（Uber）、韦恩公司（Weinstein Company）等众多企业已被指责允许别歧视和骚扰文化在企业内部大行其道。英国汇丰银行（HSBC）曾被爆料其男员工工资是女员工的两倍，而薪酬不平等现象几乎存在于全世界各个行业。弄清无视骚扰文化、向已经要求更多的员工支付更少的工资等做法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好处并不难。这都是股东上（shareholder primacy）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种行为无视公平公正，只专注于利润和股票价值的大化。在优先服务股东的想法的下，企业对自己的负行了分类。通常情况下，那些不在企业直接管辖范围内的成本，比如企业所在地的空气质量、员工的成本等，都被视为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以股东上为基础的经济理论认为，为了给股东提供更多回报，企业应该限制外部成本，这将我们带到了今天所处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美国行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是一个例子。为了降低成本，美国公司对口罩和呼吸机等重要设备都采取“准时化生产”模式。其结果便是，离岸、生产泛滥，形成了一个无法应对危机的、不堪一击的系统。对我们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考虑外部成本，而是考虑如何相互依存——理解企业、社区、消费者、员工以及地球本身等所有要素是如何紧密相连的。这个网络中的每个成员的决定都会直接影响其他成员。
从历看，各国会应对这些问题，并通过制定政策和设立项目的方式来让企业承担责任。可现如今，它们不仅从监管职责中抽身而去，而且制定了破坏的政策。对环境不负责任的做法和减税措施曾占据新闻头条，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企业都被贪婪所驱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于为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富人，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从而让我们远离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坠崖的风险。全世界已有3 000多家企业通过了共益实验室的认证，其中有不少企业生产的都是常消费的产品。由它们发起的共益企业运动让其他企业认识到，只有让所有受其影响的人受益，企业才能真正兴旺起来。
共益企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企业界的有害工作场所文化、糟糕的环境标准和以利润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的直接回应。这是一项由民间发起的运动，现在它正与其他有着相似理念的运动或组织一同向上发展括由维珍集团（Virgin Group）创始人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创办的B团队（B Team）以及由全食超市（Whole Foods）执行官约翰·麦基（John Mackey）发起的自觉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运动。一些共益企业还积极参与了由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发起的方济各经济大会（Economy of Francesco），其宗旨为“让今天和未来的经济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容，不落下任何一个人”。519 年12 月，500多家共益企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上加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在3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这比《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设定的目标50年提早了整整 年。6近，共益实验室还与联合国开展合作，帮助其在商业领域实施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在数千家获得共益企业认证的机构中，既有巴塔哥尼亚这样的独立公司，也有金宝汤（Campbell Soup）和盖璞等跨国公司的业务部门，还有启动众筹网这样的初创公司。在英国，的媒体——《卫报》（The Guardian）和《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所在的出版商卫报媒体集团（Guardian Media Group）于19年获得该项认证。在南美洲，市值30亿美元的化妆品上市公司纳图拉（Natura）也在推动员工、投资者、消费者及的思维模式发生转变，该公司近收购了美妆先驱品牌雅芳（Avon）和回收公司特里西克洛斯（TriCiclos）。
除了认证工作，共益实验室一直于创造一种的公司形式，在公司治理中规范社会责任。截年年初，美国已有35 个州通过了有关福利企业的立法，有超过一万家美国企业以福利企业的形式注册成立。同时，意大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国家和地区也已经通过了有关福利企业的立法，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和法国等国家也正在制定相应的法案。
本书所涉内容远不止共益企业运动。为了理解共益实验室及其他机构的必要，强调它们的实践方式，鼓励其他人加入这场运动并改革资本主义，本书追踪了由这些机构开发的原则和实践的过程。此外，虽然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企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但将它们视为“第四部门”的传统思维实际上默认了这样一个预设：资本主义的其他领域应保持当前的思维模式不变。而我们所需要的，也是共益企业运动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崭新的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