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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试读
1. 中国不允许乱，中国不能再折腾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直接表现和严重后果，就是在中国制造动乱，破坏稳定，干扰四个现代化建设。所以，他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
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
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邓小平这个话，是在1989年3月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最严重的时候对中央负责同志说的。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和当时事态的发展，《人民日报》4月26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引起的政治风波的性质定为动乱，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要求修改社论中的“动乱”二字。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早在1985年5—6月间，邓小平就意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搞的那一套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的遗毒。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
他说：“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986年12月，邓小平针对社会上一些学生闹事问题，又提醒人们说：
“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1987年3月，邓小平对外宾介绍说，如果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是乱哄哄的。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邓小平特别告诉人们，如果中国现在乱起来，决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正大乱了，就不可收拾，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
邓小平透过纷繁乱象，直视全局，句句讲理透彻，针针见血，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文革”时期，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没有形成真正的内战，出了乱子也可以收拾。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同了，1989年的那场动乱，如果没有邓小平等党内许多老同志健在，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就更不用说去应付大的内战局面了。
邓小平主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的动乱，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予以制止。
一是以说服、疏导、教育为主，帮助青年学生提高认识，把受蒙骗的、不明真相的绝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
二是对极少数煽动群众闹事的动乱分子，给予严厉的制裁，不能让他们胡作非为，不能对他们让步。
三是要有强硬的组织措施，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限制他们的活动。如对游行示威要规定时间、路线、地点，不能乱来。
四是对造成严重恶果的人和事要采取专政手段，包括运用公安警察、司法机关，甚至运用军队实行戒严，平息事态，不致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