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需要更有效的方法
中国通俗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占有重要地位，明清以降，它实际上处于中国文学舞台的中心位置，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然而，在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中，有许多疑难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也影响到对中国小说发展与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梅》）的成书时间问题，是今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的疑难问题。尤其是作为中国通俗小说新时代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解决它们的成书时间问题，我们无法确认中国通俗小说究竟成熟于何时，在何时占据了中国文学舞台的中心位置，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态结构。出现这样的局面，固然是由于通俗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被正统文人视为“闲书”，虽然可以供消遣，却不能登大雅之堂，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从来不著录这些“闲书”，藏书家虽有收藏或著录通俗小说的，却大多兴之所，随心所欲，即使有所著录，也往往语焉不详。学者们自然更不会以研究通俗小说为学问，即使有所评论，也只是即兴而发，借题发挥，不会用做学问的态度去对待。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人云亦云，成为常态。因此，有关通俗小说成书时间的相关文献不仅，而且不成系统。像明代“四大奇书”这样“世代累积型”小说的成书时间问题，根本不是古代学者愿意耗费时间和精力来讨论的问题，而现代学者即使想解决这些问题，往往缺少相关的文献资料，现有资料又真假难辨，于是，这些通俗小说成书时间问题也成了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那么，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够破解这一窘境，为通俗小说研究打开新的局面呢？笔者认为，文献一传播学方法是解决通俗小说疑难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这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的启示。
通过作者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而陷入困境文学作品是文学作家创作的产物，没有无作品的作家，也没有无作家的作品。一部作品面世要有文本呈现会有读者阅读，不然，我们不会知道有这样一部作品存在。因此，一般情况下，一部作品的成书时间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依据该作品的版本（无论是稿本、抄本还是刊本)及所题署的作者来确定作品的成书时间，或是根据作者本人、同时代人的相关记载（著录或评论）来确定作品的成书时间，都是可行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中，通过作者来确定作品的成书时间是为直接为简便的方法。
然而，有关《水浒传》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不仅姓名不同，而且时代有异，提供这些说法的既非作者本人，也非作者同时代人，而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人，我们自然无法通过作者自述或同时代人的记载来确定《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于《水浒传》的早版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为大家所公认的可靠实物，而学界对现有实物的认识又存在很大差异，几乎各执一词（说详下)。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书目文献和相关记录去了解。早对《水浒传》的作者和版行记录的是明代中叶人，具体来说是明嘉靖时期的学者，他们要么记录了版本却未记录作者（广义作者，时人称为编者或编撰者），要么记录了作者却又说法不一。前者如周弘祖（生卒年不详，1559士）的《古今书刻》，虽然著录了“都察院《水浒传》”①，注意到了作品的版本，却并未著明作者；晁瑮（1507-1560）《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了“武定版”《水浒传》，也是注明了版本，没有著录作者。后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如依时间顺序，大体可以梳理出如下线索。
早提及《水浒传》作者的是嘉靖时期（1522-1566）的一批学者，主要有高儒、郎瑛和田汝成等人。高儒（？一1553）《百川书志》著录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②这里提到的“的本”，与版本有联系；“编次”一般理解为“编撰”，可以视为作者。郎瑛（1487-？）《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