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学诚生平
《文史通义》作者是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乾隆三年一嘉庆六年，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父亲章镳，乾隆七年（1742士，十六年（1751）授湖北应城知县，后因事免官，贫不能归，仍居应城。喜史学，并注重有自己的见解，对清代浙东学派学者邵廷采（著《思复堂文集》）的学问很推崇，自己则曾删润五代十国，题为《章氏别本》。这些都对学诚产生了影响。学诚少时天资鲁钝，又常生病，一日读书才百十字，又犯病中止。十四岁那年，父亲官湖北应城知县，学诚随他到应城。十五六岁时，资质仍然呆滞，却知道，曾拿《左传》加以删节。父亲见了告诉他，这样对编年之书仍按编年删节，无有创意，不如试一试按纪传体裁重编一下。于是他在课余将《左传》《国语》的材料打乱，重按纪、传、表、志的体裁编为《东周书》，近一百卷。此举虽属“少年儿戏之作”，却使他对辨桥中书体例有所领悟，因而影响到一生的治学。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庭训使他体会到：读书要“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话牢笼”。这一条，乃是他一生治学的宗旨。
从青年时期起，章学诚不顾生活贫困，一心向学，为此一生砥践行。他曾回忆说：二十岁以前很鲁钝，读过不住，写文章不会用虚字。以后才渐渐开窍，经训他不懂，读史部书却有特殊领会，能道出其中得失。他独自思索，认为史书在纪表志传外还应有图，要有史官传。又因协助父亲修《天门县志》，初步有了自己的修志主张，如：体例上应设纪、谱、考（典制）、传；应另外整理保存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议立“志乘科”。学诚于二十三岁、二十五岁两次应顺天乡试，均落选，国子监学/p>
二十八岁（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入确立治学方向、丰富学术思想的时期。这一年，章学诚在北京向朱筠问学，对他影响为重大。朱筠是当时学者，数年后清廷开四库馆的盛举，是他任安徽学政时奏请开馆校书而引起的。听了学诚讲读书的心得，朱筠甚加赞许，鼓励他“申子之道，任子之天”，必有成；并劝他科举时文非君所长，也不足学。大庭广众之中，学诚议论滔滔不绝，众宾客相视愕然，朱筠却微笑欣赏。朱筠的指点，使学诚确立了治学“贵识古人大体”，重“别识心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志向。他不去效法考据家们作训诂、制度这些问题的研究，而要从大的方面探求学问的义理、学术的源流。他生活无着，寄居朱筠家，却得以时常接触当时的学者名流，阅读朱筠丰富的藏书，大开了眼界，学问显著增讲。次年，他写信给族孙章汝楠说，他写的文章，除朱先生一人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但是他不动摇，因为他相信：“学者祈向，贵有专属。”①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和志趣。久居国子监，穷兀闻。此年，欧阳瑾摄国子监祭酒，擢拔学诚名列，引起全体生员诧怪而哄笑，欧阳先生则称誉“是子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
次年秋，国子监修志，遂令学诚专司笔削。
乾隆三十六年（1771）秋，朱筠任安徽学政，由章学诚、邵晋涵等随同，离京同到太平使院②。次年春秋，学诚仍从朱先生游，中间曾到宁波访问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学诚著《文史通义》实始于此年，其于秋冬间致国子监司业朱棻元（字春浦）信中云：“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③辛楣即钱大昕，他长学诚十岁，当时以精于考据名著士林，学诚在朱筠处与之相识。在其致钱大昕信中同样告知撰著中的《文史通义》的宗旨，并附上三篇诚恳地征求意见，信云：“然赖其书（按，指《汉书·艺文志》），而官师学术之源流，犹可得其仿。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虽创未及什一，然文多不能悉致，谨录三首呈览，阁下试平心察之，当复以为何如也？”章学诚在宁波台署曾遇见戴震，两人在修方志体例上意见不合。其后学诚过杭州，听说戴震与人谈话间痛诋郑樵《通志》，便撰《读〈通志》叙书后》（后改为《申郑》），肯定郑樵“发凡起例，绝识旷论”。学诚对戴震有这些批评，但又对他作了充分的肯定：“求能深识古人大体窥天地之纯，惟戴氏可与几此。”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