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农村社区微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一个新的学术命题在中国，从广义上说，农村社区治理是一个亘古不衰的命题。因为，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是为数不多的、经历较长时期农业文明的古国。与游牧文明大的不同在于，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因为有了稳定的职业、可耕种的土地和较为稳定的生计来源而慢慢形成集中居住区，早的集中居住大多是聚族而居，后来由于战争、灾荒、商业的发展引发了人口流动，在中原地区出现了杂姓而居的村庄。但无论哪种类型的村庄，村民们的共同生活，便形成了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更为接近滕尼斯所说的“community”，译为“社区”。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血缘关系的延伸，以及对亲属关系联结依赖之上的、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强烈的归属感、彼此亲密无间的、区别于社会的生活共同体。之后，美国学者帕克继承和发展了滕尼斯的社区概念，他认为社区是：（1）区域内组织起来的共同生活的人的集合体；（2）他们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于此，而产生较高的认同；（3）生活中的人们存在着多重的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表现为不同于社会的共生的关系。可见，社区是一个基于熟人社会的生活共同体,是一种共生型社会有机体，而不是一种机械的组织形态。显然，中国农村的村落更符合经典的社区概念。因为，依据农村人口特征，中国的村体上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聚族而居的基于血缘和亲属关系联结的生活共同体；一类是杂姓而居的基于生活关联的生活共同体。无论哪种类型的共同体，都是经过的共同生活而产生的，具有相似的生活偏好和强烈的共同体认同、彼此密切交往、知根知底、具有高度同质的生活共同体，村落社会是一种有机团结的社会。本研究中，将农村社区理解为半开放的生活单元，是以自然村落为根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为半径，形成生活共同体式的基本单元，而不是行政区划层面的行政村，也不是纯粹的自然村落。
数千年来，传统的农村社区虽历经劫难，但劫难过后又顽强地着过去的生活方式及其建立于其上的社会结构，农业文明的基因造了“生生不息、千古不变”的中国农村社区基本特质。到了近代，随着工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开始式微，但对大多数村落共同体并未造成实质的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真正对中国大多数村落共同体结构实现了外在的重塑。中国通过的土地改革、农村改造、人民公社化、农业经营改革、农村社区建设等基于或事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地再造农村社区，农村社区的结构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人口流动管制的逐渐放开和城镇化的加剧了农村人口流动，村落明显衰落，但并不意味着村落的终结，因为数千年来形成的“叶落归根”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即使现阶段这种文化有式微的迹象，但随着城市化一步升级，这种文化将会再度复兴趋强。因此，只要有作为农村社区的基本形态的村落存在，农村社区存在，共同体的秩序和福利成为生活其中的人们关注的基本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不是一个伪命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深度改造农村，确立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但仅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此下出现的结果是超常态稳定和慢发展；改革开放后，确立乡政村治的治理，治理的单元下沉行政村，但出现了“有政治，无社会”的结果，村民自治的制度效果并未能很好地体现。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目前国内的学者，多从整度设计回应这一问题，而忽视了：自古以来农村社会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情”的事实。农村村落社区差异十分明显，整体上呈碎片化、生活化的特征，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各自的特和脾气。因此，农村社区治理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统一的模式。同时，农村社区内部生活的琐碎化，共同体内部会出现各种微问题、微事情，如果这些微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微事情没能有效处理，共同体的日常生活微秩序会受到影响甚或破坏，共同体的日常生活的微福利会受到影响而减少，农村社区日常生活会失序并失利而陷入生计困境。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农村社区‘微治理’”这一新的学术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