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看起来，法律适用者宁可将该种看法的存在（及其可能的变化）作为社会事实来确认。①它值得被重视，同样不是因为内容上的正确，而是因为人们相信，确证社会成员的法意识可以强化该社会的内在团结。
但是，从刑罚理论特有的合法问题视角来看，这样的疏远（Dis-tanz）真的能够得以维持吗？②反对这样一种要求的想法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民基于的理由而相信（glaube）刑罚的合法的说法，与刑罚是（sei）合法的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一回事。赞成积极的一般论的人当然会对这种反对意见提出异议，因为它对积极的一般论的复杂判断错误。在积极的一般论看来，刑罚之所以是合法的，是因为它有助于加强社会的整合；要实现这一重大的规范目标，必须在手段选择的层面权衡人们实际拥有的价值确信。与此同时，这种回应也没有能够消除对积极的一般论是否具有合法的怀疑。
如果人们赞成刑罚的理由，是那些刑罚理论家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是“错误的”，问题很明显了。因此，大多数赞成“通过正义的复仇来实现”观点的人都认为，民众之中存在着强烈的赞成报应刑罚根据的倾向。③果真如此，则种在本质上根据报应原理运行的刑法才能发挥佳整合效果。从这里讨论的相关作者本人所持的论立场出发，那样的论证模式同时也是非理的。因为它不能忽视，自己的立场将会导致对被判刑者的无理要求，即为了社会和平而忍受非理的强制。④容忍所在社会环境的不开明的义务，当然不是要被描述成自我或是刑罚。①这里的论证方式否定了论证的目标。
鉴于这种棘手情况，对积极的一般的支持者来说，除了要刻意地隐瞒他在合上的思考，或是去建议法院成员在职务活动中说谎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②为了维护人们的根本利益，即巩固社会和平，不应该将它的——正如他们会意识到的：事实上非理的——兴趣放在报应上。“为了实用，一种公开说谎的体系得到了宣扬”③。而为了这种救助策略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却高昂得不可接受：这不仅要否认（正如在消极的一般里将要发生的）被判刑者的交往平等，还要否认“未被确认的（ungeklart）”普通民众的交往平等。④积极的一般论不仅没有消除消极的一般在合层面的缺陷，像哈塞默尔（Hassemer）所说的那样去认真地对待人⑤，它甚还扩大了这种缺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