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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作家，以写作童书为主。我编些滑稽的故事，故事里什么样的事都有可能发生。每天早上我六点起床，喂过猫之后就开始写作。我成天跟想象中的巨人、怪物、仙女和会说话的动物打交道，如此这般直到出门。走上大街，我会变得极为危险，想入非非，过马路闯红灯，被汽车“嘀”时，会跟对方大发脾气。为了便于写作，我一切从简，在曼哈顿租了间小小的公寓，不要小孩，不要汽车，甚至也不要电视。
我在现在和过去都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发表太多作品，有段时间什么作品也没有。可是，我保持着工作习惯，往电脑里一屏一屏地刷字，写下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开头，编出一些角色，一些不成形的想法。虽然目积月累，可并没有真正的作品产生，我很久都没有发表过什么了。我开始心灰意冷。
教师与作家协会这时请我做一个为期十天的写作工作坊，对象是一所小学三年级的一个班。我很庆幸生活能有些变化。于是，在一个晴朗的十月的早晨，我出发前往皇后区。高峰时段的地铁里非常拥挤，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就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等着被运到“地狱’’中特别的一站。我闭上眼睛，把外界隔绝在外。直到皇后区的前一站――中央车站，乘客们都下去了，车厢里只剩我一个人。我很高兴能独自一人，便找了个位子坐下，跷起二郎腿，摊开手中的《纽约时报》。列车开始向前倾，隆隆地慢慢驶入东河河底的隧道，在这里逐渐加速，冲入一片日光之中(这个改变令人目眩，却也十分开心)，然后哐当哐当地驶上穿越皇后区的高架铁道。
我仍然能看见身后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就隔着一条河，但那些大楼已恍若隔世。皇后区与曼哈顿区接近不同，这里的建筑往往只有几层，从车厢内我既能看到近景，也能看到开阔的远景。铁道对面的窗户快速从眼前掠过，向远处眺望，则是一连串沥青与木板的屋顶、烟囱、电视天线、树木、卫星接收器、电线杆、洗车房、小型工厂以及广告牌。不远处有几架飞机飞得很低，它们要在拉瓜迪亚机场降落。
到站了，我下了地铁，咯噔咯噔地沿着金属阶梯走到了街上。一到喧闹的大街上，我马上觉得自己就像个观光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如此有异国情调，又没有什么独特的民族特征。这里不像唐人街或小意大利区，而是一个移民的世界，所有的元素都混杂在一起：哥伦比亚人开的发廊、印度人的香料店、韩国婚纱店、意大利面包店、清真寺、多米尼加人开的律师事务所、巴基斯坦人开的糖果店、华人的露天菜市、爱尔兰人的酒吧、墨西哥杂货店、印度寺庙、英语学校以及备式各样的餐厅。这里充满了异国情调，有一种第三世界的气息，但并不较为，就像是个中途站，或是电影《星球大战》里的银河酒吧，是旅行者暂时停歇的一个中间地带。
小学周围的街区是住宅区，是90世纪20年代的木结构建筑和80年代所建的砖楼公寓――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屋主是来自哪个国家。这个区域安静且平和，问或可看见房前的花园，也有不少大树。我在路上没有看见太多垃圾。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一座威严的老式砖石建筑，当时的学校都刻意要给人庄严肃穆的印象。
我到得较早，看见了大人送孩子来上学。这个景象蔚为壮观！他们手拉着手，从四面八方而来：头戴棒球帽的古巴籍父亲，蓄着胡子、缠着头巾的锡克教徒，穿高跟鞋、染了指甲的拉丁美洲女子，面纱遮面的印度尼西亚女子，穿毛式上装和运动鞋的中国祖母，以及额上有颗红痣的印度教信徒。此情此景如同史诗，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这些满怀希望的父母，长途跋涉来到皇后区，找到了这所学校，这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为了让孩子过上好一些的生活。
在童话中，漫游者都会找到一个避难所――白雪公主找到了森林里的小木屋；《绿野仙踪》里的多萝西找到了翡翠城――而我向邓肯老师的教室里张望时，也找到了我的避难所。似乎那里自成一统，阳光充足，窗外有一棵枫树，教室布置整齐而用心。室内一群肤色备异的八岁孩子，正在专心听一位女老师说话。女老师年近五十，眼睛像大海一样蔚蓝。她望见了我，对我笑笑，热情地招手，让我进去。
她说：“你一定就是斯沃普老师了。”
这并不确切。我不是斯沃普老师，我从来没当过老师，大家只叫我“山姆”。但是，我并没有反对，接受了这个新名字。一时间，我有了新名字――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获得了新生――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邓肯老师说：“同学们，这就是我提到过的那位特别的客人。斯沃普老师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而且不是一般的作家――他专为孩子写故事。今天他来就是要帮助大家写故事。”
全体学生欢呼起来，那么热烈，让我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羞愧，又有点开心。
“嗨，大家好。”我说。P2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