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从巴黎到九层楼
20世纪初，一大批中国画家到法国巴黎学习西方绘画，父亲是其中之一。我就是在巴黎出生的。那时我家是留法艺术生的聚会场所，画油画的、做雕塑的、搞建筑的，到访巴黎的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是我家的客人。
父亲23岁时初到法国，原本是去学习染织的，后来阴错阳差地以油画成名。他的油画作品中融入了中国绘画的民族特点，鲜明的艺术风格受到西方人的认可，在欧洲屡屡获奖。父亲以家庭成员为模特儿创作的《画家家庭》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银质奖章，他为我创作的《沙娜像》由当时的现代美术馆馆长窦沙罗阿代表法国购去，现收藏在法国吉美博物馆。那时法国的艺术评论家称他为“最重要的明日之星”，还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住下去、画下去，世界艺术大师的名单里便会多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然而，1935年秋，塞纳河畔的偶遇，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走向。那天傍晚，父亲在塞纳河边散步，路过一排专售美术图书的书摊，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套画册展示了三百余幅壁画和塑像，这些图像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的敦煌石窟拍摄来的。父亲为书中的图像深深吸引，如同发现了新大陆。第二天一早，他就到附近展出敦煌文物的吉美博物馆，要亲眼看看那些伟大的艺术创作。父亲心想：“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父亲决心要回到祖国，去敦煌看一看。（2018年我到法国举办“花开敦煌”展览，团队特意带我走访了小时候的住所以及巴黎塞纳河畔书报摊，去追忆父母的足迹。让我惊讶的是书报摊的主人们遇到会讲法语的中国老太太，特有兴致地与我交流，许多书报摊的主人都说知道我父亲常书鸿以及他与敦煌的因缘。我十分高兴，没想到多年过去，在巴黎仍有人记得父亲以及他与敦煌的故事！）
1936年，父亲接受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聘约，独身奔赴北平。1937年，母亲带着我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回国。随后一家人在战乱中辗转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但父亲是那种有想法就一定要实现的人，敦煌始终是他魂牵梦萦的圣地。
1942 年秋天，梁思成先生问父亲，愿不愿意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父亲高兴地跳了起来，欣然接受筹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虽然母亲不赞同，但父亲还是毅然决然地要奔赴敦煌，还决定把全家都带过去。他认定了的事，非要做到不可。
不久，关于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父亲被正式任命为所长。父亲先是从重庆出发，乘敞篷大卡车抵达兰州，好不容易才招揽到一队人马。1943年初春，一行六人，身穿老羊皮袄，戴着老毡帽，坐在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里一路向西，向敦煌而去。从兰州到敦煌，整整走了一个月零四天。到达安西（现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后，剩下的路都只能靠徒步或者骆驼了。他们雇来十多头骆驼，在只有零零落落的骆驼刺和芨芨草的沙漠里艰难行进，最后终于来到了鸣沙山下。
面对梦中的圣地，面对高大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父亲又一次震惊了：美丽的敦煌艺术，在岁月和风沙的摧残下，在经年人为的破坏下，已然衰败不堪，令人痛惜。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和珍视。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将是多么艰巨沉重啊！”
正是这样深切的感触，让父亲把根扎在了敦煌，再也没有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