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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用什么方式，我都无法准确涵示这个人的生命能量。他始终以一种 平淡极不传奇但是相当独立的状态，流行于那一方寂寞有些悍野缺少色彩的土地。
他对于时代生活，对于社会变迁，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永远取一种理想主义的憧憬，像一个纯真的快活的孩子，期望太阳、月亮、星星永远与自己同在一样地期望着奇迹的必然诞生。他永远 地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好，横逆与艰难一定难以持久。因此，不管遭遇什么不幸与坎坷，他都不曾气馁。他已经是一个接近50岁的人了。可是，他依然像一个孩子那样，对生活充满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激动情绪。好像生命于他是一口永不枯竭的泉眼，他得与这泉眼一样永生，一样旺盛。
当我以由衷的敬意怀念这个人时，我自然也就觉悟到一种难以 的精神境界对于人生全程的重要意义。
并非所有的人生都能充分地体现这种意义。
他是我们这一伙知青中 年长者。那时我15岁，他已经25岁，不属老三届。他是作为居委会派出的知青领队与我们一起到黎母山去的，他那时本可以归去却自愿留在黎母山知青农场，自然也就成了知青连的连长。
因为患过肺结核病，1．8米高的个子瘦成一根电线杆，消瘦白净的脸上有一副深度的白框眼镜，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像芦苇一般在风中飘摇。他是法定的知青 但是缺少 的神采。人们敬重他但却可随意地与他调侃。他并不在意，只是偶尔训斥几句，带着无限的笑意，于是训斥也便没有效果。
只要有他在，大家必定快活，仅仅因为他是 没有师道尊严而且极富玩笑因子的人。他砍芭的动作、极为认真虔诚的表情以及对工作庄严神圣的理解，都处处诱发了顽皮且百无聊赖的知青们的恶作剧。
烈日当顶，精疲力竭，他自己也累得半死，可全没有让大家休息的意思。于是有人捂住他的眼睛，大家一齐搔他，他狂笑着扭成一团直往草丛中钻，滚得一身泥一身芒刺。于是只好停工休息。知青们喊着“乌拉”把他抬起来，一齐跌滚进河里去，直泡到太阳落山。芭也不用砍了。
那一年“ ”向纵深发展，大串联大批判如火如荼。知青们 个反应便是回城里造反去。他劝阻无效只好尾随大流快快回到城里。时隔不久又统统被遣返回场，开始“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那天夜晚场部空地上点着大汽灯，白呼呼照出一片雪亮来。想不到今晚批斗的对象竟是他。1．8米的瘦高条被压成喷气式，由两个知青架出来，顶着他的腰要他跪。他扑倒在地，全场静默，只听得见蚊蝇扑灯和汽灯的嗡嗡声。我想他这回完了，芦秆一般的身子不消多少时间便折断无疑。
只见他突如其来地挣扎着，大喊道：“我没有罪，为什么要我下跪？”他终于拱倒了两个压着他的知青打手，直挺挺地站起来。满脸的骄矜、愤怒和肃穆。所有的人都呆了。人们想不到他会作如此反抗，会有如此的力量。
他 年长，返城造反的罪责都算在他身上。可是他自认没罪，他没有鼓动大家回城造反，事实是恰恰相反的。于是他坚挺地站立起来。他必须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没有人再敢压住他。对他的批斗也奇迹般突然中止。想不到这个柔弱的人，却是一条硬汉子。这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此后，他便被流放到一处 边远荒凉的山地苗圃去。每天从山坳的小溪中挑水上山浇树苗。一个人在山上搭了窝棚。他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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