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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洪武二十五年即公历1392年,这是个极为普通的年份,那年四月丙子日,洪武皇帝的接班人皇太子朱标薨世(《明史·太祖本纪三》卷3;《明太祖实录》卷217)。4个月后的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申日,朱元璋下令“柑葬皇太子于孝陵之东”(《明太祖实录》卷220)。除了皇家个别野心家、阴谋家如燕王朱棣有所惊觉甚至是亢奋外,那时大明帝国上下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又一场围绕皇权政治的特大清洗“风暴”或言“运动”正在积聚和酝酿着。在昔日红巾军头领的血色高压下生活了25年的大明子民们早已习惯了“运动”,也能大致明白当今朝廷取用“洪武”年号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番含义。明哲保身可能是中国专制社会中尤其生活在那“运动”迭起、“风暴”不断岁月里的人们生存下去的 选择了,不过也有“愤青”例外。
     那年“天生圣人”高皇帝朱元璋下诏,征集天下知晓历数(即天道国运)的高人。有个太学生叫周敬心的洋洋洒洒给洪武皇帝上疏进谏,指摘洪武二十五六年间的种种弊政和坏政:“臣闻国祚长短,在德厚薄,不在历数。三代尚矣,三代而下, 久莫如汉、唐、宋, 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无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乱诛暴。然神武威断则有余,宽大忠厚则不足。陛下若效两汉之宽大,唐、宋之忠厚,讲三代所以有道之长,则帝王之祚可传万世,何必问诸小道之人耶?”接着他又说:“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严而民不从。昔汲黯言于武帝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卒,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极,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明史·周敬心传》卷139) 这哪像是上疏言事,简直是对洪武暴政的愤怒控诉。但不知为什么这份能够彰显一代“圣君”纳谏如流、“宽大胸怀”的上疏却在《明太祖实录》中没被收录?也不知道为什么周敬心连追查胡党这样敏感又危险的话题都敢说,却偏偏没提洪武中前期株连无辜甚广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也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就心胸狭隘的朱元璋在接到这样言辞激烈的“控罪书”后却能平静地“报闻”(《明史·周敬心传》卷139),而没有暴跳如雷或严惩“妄言者”周敬心,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 参照《明史》中解缙等人在洪武晚期的上书进言,我们可知周敬心上书中所说的都是洪武年间实实在在所发生的,而一向暴戾无常的朱元璋 也默认了,或者说十分老到地对没“品位”的太学生周敬心不予理睬,再进一步说开来,他没做出什么过激的举措,所有这些能说明什么?就在周敬心上书后的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大明帝国又兴起了一场极为惨烈的特大“风暴”——追查与清除蓝玉党案,几乎将洪武朝开国勋臣一网打尽。
     至此,如果参考一下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系列,再对周敬心上书提到或没提到的洪武年间的大风暴和随后发生的清查蓝玉党案等一系列“运动”做个综合统计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了加强极权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整个洪武31年间,除了北伐、“清沙漠”和立纲陈纪或言立法 、统一思想及使厚民生外,朱元璋还至少发动了8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或“大风暴”,即洪武四年录(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或九年清查空印案,洪武十三年起深究“胡党”,洪武十八年起追查郭桓案,洪武十九年尽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十九年前后清除社会惰民逸夫,洪武二十三年罪妄言者,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开始的追究“蓝党”…… P1-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