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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新儒家那里，呈现出一种双重的回归：在思想上，是由西学向传统学养的回归；在心灵上，是由慷慨激昂向宁静致远的回归。在双重的回归中，完成了他们的心路历程，蕴藏在他们心中的国魂开始觉醒。新儒家内心坚信：中国文化有着**强劲的生命力。他们把中华民族比作大地上的一株古梅，扶疏茂盛数千年，只因近代外国列强的侵略，才导致如今的灾难；但中华古梅神木植根深远，集义永生，决难摧残殆尽。因而，一方面他们弘扬中华要义，激发民众；另一方面埋首古代经典，投入到对中国文化的探讨中。新儒家的后起重镇，如唐君毅、牟宗三等也脱颖而出。唐君毅出版《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从人生道德方面来追溯哲学根据，其旷达的胸襟、恻怛的情意、深默的察识在著作中都有精彩的展示；而牟宗三的《逻辑典范》、《理则学》、《认识心之批判》则由逻辑的纯理窥见认识的主体，由认识心彰显道德主体，由德性心的发见走向了儒家的“生命的学问”。
把握文化形态，体察民族生命，是新儒家这个时期的用力之处。牟宗三坚信“非直通文化生命之本源，不能立大信、昭慧命”。在新儒家看来，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范畴，民族复兴在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正是怀着这种“危机意识”，新儒家致力于从事民族文化自救的运动。他们确信，这种文化自救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像宋明儒之复兴原始儒家那样，也不仅是关系到民族的自我生存，而且关乎世界文化的未来及其命运。
贺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篇题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口号，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目前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