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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选择与方向 在大学教书的第二年，当一名叫比尔·盖茨的年轻小伙子出现在我的应用数学课上时，我一眼就看出这名学生天资聪颖。那个学期的 堂课上，我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我和其他人都不知道如何解答这道题目。我只是想告诉学生：一些貌似容易的问题，其实可能是 棘手的。几天之后，盖茨带着那个问题的答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和另一名教这门课的教授联名将这一答案发表在一本数学杂志上。
我知道盖茨聪明过人，但他不是 个我遇到的聪明的学生。从1964至1968年，当我还是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与我同班的很多学生都非常机灵。后来我选择在哈 书，也是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给这些聪明的学生上课。
大学毕业时正值越南战争。我服了两年兵役，因此没能目睹1969年春．哈佛大学行政主楼被占领、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学生与教授激烈对峙的那一幕。到1974年我博士毕业那一年，哈佛校园比六年前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安静多了。征兵活动、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F·肯尼迪遇刺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毕业前的那个春天。但阳光也开始照耀那个年代。1974届的学生不再与学校为敌。教学对我来说是一份让人兴奋的工作。但是如果当时我没有获得像在哈佛这样的教职，说不定我就去电脑业界工作了。
从盖茨那里我获得了很多关于智慧、教育和学术 方面的认识，当然我也学会了谦卑。盖茨这样的学生不可能出现在哈佛的每一个班级里，但是每个哈佛班级里都有一些比他们的教授 具聪慧和灵性的学生。我开始怀疑大学究竟如何才能给学生带来所谓的“附加值"(added valtae)。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打趣地说，你班上 成功的学生是一名辍学者，这就可以证明哈佛并没有给学生带来积极的附加值——在哈佛接受教育越多，日后的发展空间就越小。我知道哈佛学生的才智和冲劲将是他们一生的财富，而对于坐在我班上的学生来说，改变这个世界并非他们在痴人说梦。我知道能成为哈 授是一种荣耀，这种荣耀伴随我教学工作的每 。所以，当年轻的比尔·盖茨在上课打瞌睡时，我并没有太大声地呵斥他。我应该意识到头天晚上他也许正做一些比我布置的作业 重要的事情。当然，我是到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候正在编写后来成为微软 批产品的电脑程序。无论如何，我不能责备他在课堂上昏昏沉沉的样子，当时我自己也是一个没有经验、乏善可陈的教师。 起码，哈 授有责任提供匹配哈佛学生的教育。
大学课程是学生获得学位而必须参加的一系列学术计划。但它的真正内涵远非一本学生手册里的学分规定那样简单。课程传达的是一所大学对教育本质的诠释，所以，课程改革的决策会引发关于大学教育目标的“战争”。
从2002年1()月初开始，哈佛开始了被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称为“一个世纪以来哈佛课程 综合性的改革”。文理学院院长威廉·C·科比(William C．Kirby)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21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随后的三年中，课程改革时断时续，有时改革是为了匆匆忙忙地赶上级已定下的截止日期，有时是推翻一切从头开始。这次课程改革结果的摇摆不定，从科比院长一开始的讲话中就可以找到些许根源。根据科比的意思，不管哈佛如何理解受教育者素质的问题，新课程改革注定不是一场革命。专业这类教学组织形式还将继续存在。一系列自问自答的问题构成了标准化的学术游戏程式，当权者利用这样的程式，装模作样地咨询周围的人以博取教授的支持。科比问：“本科教育是否应该有共同的基础?”然后他马上自己回答：“应该有这样的基础。”另外，面对学生可以自主选择选修课而不受任何制约的现实，院长反而问：“我们应该如何通过选修课程，保证学生能自主确立受教育的方式呢?”21世纪哈佛课程改革的起步就充满了虚情假意!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毕业前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分成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三大块。现在推出的课程改革措施没有方向感，人们甚至不知道为何要发动这场改革。科比从来不说他心中到底是如何理解“共同基础”的。他只是强调，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是教育的价值所在。
七个月后，一个教授委员会匆匆草拟了一份报告，而对那些根本性问题依然避而不谈。该报告承诺降低对学生必修课的要求，增加学生选择的机会， 限度地发挥学生选课的灵活性。报告特别强调 化和科学革命是学校关注的重点，这 是2001年秋萨默斯校长就职演说的翻版。其他的课程改革集中在对课程时间和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