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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是一辆红色的破破烂烂的客车，屁股上还有一块曾经被什么车撞坏的凹处，露出了猪肝色锈迹。我站在车前，后悔不该买车站的票，这辆破车能按时把我们拉回家？妻子和女儿都坐在车上，司机还没来。我把视线抛到车站内，车站里乱糟糟的，客车东停一辆西停一辆，西北风把乘客都赶到车内或屋里避风了。妻子见我在车外抽烟，迈到车门旁，探出头瞧着我――那张脸已冻红了，对我说：“好冷的，到车里来吧。”
“不冷，不冷。”我说，“我就站在这里，车内的空气闷闷的，一种怪味。”
妻子的头缩了进去。我把黑呢子大衣的领子竖起，用它来遮挡猛烈的西北风。我丢了烟，把两只手插进袖筒，不停地跺脚。天空在我眼里一派阴惨，是那种要下雪却又忍着不下的情形，好像老天爷在玩大家。我相信这几天会有一场大雪。我女儿出生五年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还从未正经地体验过一场雪。我想人之所以结婚生子，就是为了拒绝孤独。
妻子探出头说：“罗定，要开车了，快上车。”
我迈进了拥挤的充斥着各种气味的车厢。因怕冷，车厢里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密，人们肺叶里吐出的二氧化碳、肛门里排泄出来的废气及从皮袋和塑料袋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在车厢里形成了一股难闻的暖流。女儿见我皱着眉头走到她身旁，叫了我一声“爸”。叫完便笑，笑时白白的小脸蛋上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
“你要坐好，别站着。”我对女儿说，“坐下。”
女儿在我身边坐下。
汽车徐徐向车站外驶去。车上坐着很多人，他们的衣着都很土气，穿得稍好点的，大概是白水县城人，穿得不讲究的无疑是乡下人。汽车在一条宽敞的柏油路上奔驰，柏油路两边的树木和房屋从我们的视野里闪过去时，好像它们是向后飞去的。妻子坐在车窗旁，女儿坐在中间，我的视线越过她们两人的头，凝视着窗外。我忽然感觉坐在前面一排的一个年轻男人总是偏过头来望我们，当我的视线和他的目光一遭遇，他又把头扭过去。这让我心生警惕。他怎么老看着我们？他是个和我年龄相近的年轻人，国字脸上戴副眼镜，这张脸相比车上的其他人来说，显得白一点；鼻子给我的感觉很大，嘴唇也厚；头发向后梳着。他看上去不坏，脸上没有狞恶的内容，不像坏人，但他老打量我们干吗？
车上的气味很不好嗅，我把脸埋到竖起的大衣领内，让鼻子嗅自己身体的气味。我的衣着很随便，在宏力集团的文化发展公司，我是专享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人。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有饭吃、有衣穿，有时间给我坐下来看看书就行了。我不是公司里那些沉湎于玩乐和享受的人。我天生不是一个会生活和懂幽默的人。我诉求不高，只希望这个世界能多点好空气供我们呼吸，使我们少点病痛地活着。车厢里除了让人很不舒服的各种人体和衣物的气味，还有很浓烈的汽油味。这个世界一年年温度上升，以致长沙的冬天里难得下一场雪，不都是排气管排出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内形成的温室效应吗？
汽车驶出长沙，奔上了一条视野不再被建筑物阻隔的公路。我的视线在飞过去的景物上扫描，企图看清点什么。我脑海里出现了喜马拉雅山。我想躺在喜马拉雅山上，头枕大地，面朝蓝天白云，享受喜马拉雅山的洁净空气。去年，一个名叫陈放的大学同学请客，吃饭聊天时，另一个姗姗来迟的名叫宁志国的大学同学很受同学讨好，他靠岳父的关系，进入官场没几年就爬到了副厅级。我瞧着一个当了官的、一个发了财的同学，感觉同学之间竞也有阿谀奉承，就想逃离这种世俗氛围。宁志国见我不说话，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想去西藏，去看看世界的屋脊。”
我其实是随口说的，但从此这句话便在我脑海里了。陈放说：“还是罗定有追求。”
我不知陈放这句话是讥诮还是赞扬。陈放靠一个台湾舅舅――据说他那个台湾舅舅很有钱――发了财，我有些看不起这个衣着体面、说话充斥着铜臭味的同学。他一开口就是钱！他的台湾舅舅一天要花两万元人民币，因为他舅舅只喝法国拉图红酒，那红酒一万多元一瓶，而他舅舅每天要喝一瓶。我反感他这么炫耀他舅舅，一天两万元，一年不要花七百三十万吗？吹牛皮不打草稿啊。我很抵触地对他说道：“不就是有几个钱吗？有什么吹的？”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