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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节选）
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边缘革命中，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围诞生了。对于充满雄心的创业者来说，寻找未曾开发的经济机会简直易如反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最基本的消费品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改变。80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非常丰厚。例如，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小卖部和小餐馆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谓的“待业青年”，却在80年代成为收入优选的人群之一。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增长到1979年的31万，到1980年的80.6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260万。
农业生产，时代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现在有了显著的增长。1979年到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了4.07亿吨。此外，随着1980年政府对包产到户的放开，中国农民逐步摆脱了集体农业的枷锁，并且自土地革命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一人民公社第一个宣布解散。到1982年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普及，包括时代人民公社的楷模――大寨。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达到了95%，中国农业成功地完成了去集体化。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的受雇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1/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自1978年来的工作重心――重新振兴国营企业的改革计划――却没有顺利实现。改革的初衷是给国营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允许企业留有一部分收益自由支配，从而提高管理层和工人的积极性。但是企业本身必须同主管部门协商他们所得的权利，以及自己可以留下的利润。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规律。这导致很多高收益的企业将大部分收益交给了国家，而亏损的企业却持续接受政府的补贴。久而久之，效益好的企业并不能继续增长，而效益差的企业也不会破产。此外，国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来自国家的干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原则，同时也被众多的“婆婆”盯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改革继承了所提倡的分权化的管理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了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以此换得自己控制企业运作的权力。从全国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几乎将中国推向了各自为战的封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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