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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一帆悬
——赵秉志教授六秩华诞祝贺文集代序
北师大刑科院总是那么忙碌，总有干不完的工作。就在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有人提议，今年是我们的恩师赵秉志教授六秩华诞，应当搞个祝寿活动。我们向赵老师表达了此意，但被他一再婉拒。于是此事被耽搁下来。眼看他的生日渐近，我们觉得不能再拖，“悍然”违背师命，直接告知他祝寿实体事宜已定，只剩形式可以商榷。赵老师看我们决心已定，不好太过执拗，于是勉强同意，但要求仅以学术活动的形式开展。由于几经拖延，临时创作高质量的全新学术成果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于是商定弟子们各选一篇自认为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汇编成本书，以资纪念。由于时间紧迫、文集字数过多将造成出版压力过大等原因，本次未向赵秉志教授指导的数以百计的硕士弟子征文，特致歉意并请谅解。
我们理解恩师为何屡次婉拒为他祝寿。他领衔的北师大法学两院的学术事业发展正处于攀登的紧要时期，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哪有时间和心思为个人祝寿？而且他认为他上面还有法学两院几位老当益壮的“80后”特聘教授高铭暄先生（87岁）、江平先生（85岁）、储槐植先生（81岁）。所谓“有老不显少”，他还不到60岁，怎么就能兴师动众地为自己祝寿？就连我们也觉得有些尴尬：“年界花甲”“老寿星”之类的平常这种场合的通用词汇，在这里根本用不上。我们的恩师还是一名意气风发、精力充沛、拼搏进取的学术中坚，甚至比他的一些学生还显年轻，这祝的是哪门子寿呢？好在大家都明白只是个形式，旨在表达弟子们的心意，也就释然了。
在这种时刻，作为弟子，我们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与恩师有关的往事，感慨他投身中国刑事法治事业，潜心科研、尊师重教的种种努力。
一、法治信念，融汇于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
对于一座耸立的高山，人们经常只看到它崛起后的巍峨，而不关注它崛起过程的艰辛。对于一位事业有成者，人们经常只是羡慕他表面的风光，而不注意去探求他丰富的内在精神。殊不知，“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
王符：《潜夫论·慎微》，转引自《中华古诗文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而支撑每一位成功者不畏艰辛、锲而不舍地攀登，直至达到光辉顶点的，往往是根植于其内心的远大抱负和强大精神动力。赵老师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因为其内心一直保持着对建设法治中国的坚定信念，并以国家需要为己任。他曾这样解释他选择刑法学研究作为职业的原因：“在选择专业问题上，热爱是基础，同时还要看专业的发展前景，看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楚卫：《人生何处不选择》，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九年前，赵老师曾经详细介绍了他人生50载中的八次重大选择。如果说第一次上山下乡的选择和第二次报考大学的选择还带有一定的盲从性，那么，从第三次为了以后能学法律专业而冒险选择留在当时最反感的政治系开始，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可以说是基于坚定的法治信念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基于理想和信念做出的选择带来了回报：终于由学他当时所厌恶的政治而转学他所中意的法律，并得到了一批名师的言传身教。在这些名师中，有新中国第一代多位著名法学家，如现在属于泰山北斗级别，声名如雷贯耳的高铭暄、王作富、佟柔、许崇德、孙国华、张晋藩、刘丁、江伟、徐立根等。法学大家们学问和人品的熏陶，加之天赋异禀，赵老师在治学的天地开始展翅飞翔。1981年，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研究生，师从新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教授；1984年考上博士研究生，继续师从高教授。考博士时还有个插曲，当时他同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录用，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当时不允许在职读博士，赵老师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上博士，与陈兴良教授一起成为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由于成绩优秀，1987年博士毕业时留校任教，1988年6月被破格评聘为副教授。并在1990年10月公派赴美国留学，1991年8月按期回国。此后，赵老师一直在学术研究领域潜心治学、奋力攀登、跨沟越坎、攻坚克难，从未停歇。
我们今天看赵老师走过的治学之路，似乎一帆风顺、波澜不惊，但只要想象一下，他所处的是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一个价值观逐渐多元化、理想与现实不断碰撞的时代，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而后市场经济的时代，恐怕就不会有这么简单的想法了。事实上，在走上刑法学研究之路后，赵老师面临的挑战、面临的诱惑、面临的选择并不少于常人，甚至远远多过一般人。例如，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就给他提供了一个薪水较丰厚的研究员岗位，可以在做完访问学者后，继续留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想充实研究力量，邀请他去当研究室副主任，再过渡到当主任；之前他还申请了美国富布莱特学者项目并已被录取，可以到美国做两年访问学者，资助丰厚，条件诱人；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希望调他去该院当研究室主任，并承诺有更广阔的发展进步空间……。这些机遇，都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不可能对赵老师没有吸引力。在我们看来，能够让他放弃更优厚的经济待遇，放弃高起点的仕途，始终留守在刑法学研究领域的，正是他对法学的热爱，以及对中国法治事业的使命感和坚定信念。
曾几何时，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法学界也不可能置身世外。那是一个几乎全民皆商的时代，许多学者耐不住寂寞与清贫，毅然放弃自己喜欢的学术事业，投身商海，或者转行做起了专职律师，并且颇有成就，名利双收。在那个最考验人的意志和志向的时代，赵老师依旧坚守在学术领域，踏踏实实地进行着学术积累。并非金钱没有吸引力，而是放不下他所热爱的学术事业。他也曾结合学术，在商海中小试牛刀。记得那时，办专业讲习班赚钱在北京盛行一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刑法老师们也曾尝试通过这种形式，把提高经济收入和学术研究相结合，举办过几期刑法实务研讨班。主讲的老师有高铭暄、王作富、赵秉志、陈兴良等现在的刑法学大家。几名当时在读的研究生，担任的是火车站接客员的角色，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或者司法机关领导或骨干。几位纯粹的学者为研讨班准备的讲义，都是自己多年来研究成果中的精华，加上认真备课，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继续办下去。然而，他们还是觉得不是个滋味，果断放弃了。
回忆这段平凡的往事，只是想说明，赵老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狂人，而是也想着如何多赚点钱，让生活过得更好更有尊严的普通人，只是他心中一直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着对中国刑事法治不懈奋斗的信念。因为有此信念，他才能在人生最寂寞的时刻、最清贫的时期，坚守在自己的学术园地，直到法学界春天的来临；才能在几乎整个社会都抛弃学术、嘲笑学术的时候，仍然坐在学术这张冷板凳上，孜孜不倦地潜心钻研；才能在法学界春天来临的时候，把握住机会，迎来自己学术的春天，并一发不可收拾，迅速成长为中国刑法学的领头人。这段平凡的往事，或许对今天身处逆境的莘莘学子更有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远大高尚的理想与追求在人的一生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在较短的时间内，我们也许看不到理想与为理想而付出的努力能给你带来什么，但是，当你用一生的努力来实践你的理想时，你就会看到它的巨大价值。
正是怀着坚定的法治信念，赵老师在学术之路上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取得了一项项学术成果，跨越了一座座学术山峰，实现了一个个学术目标，引领着一个颇具规模的刑事法研究团队，在中国刑事法学界干得风生水起，令人瞩目。正是因为有坚定的法治追求，在他面临人生最关键、最重大的选择——2005年8月从人民大学转入北师大的时候，才能够不以个人利益为第一考虑因素，而是以整个学术事业发展前景为标准，勇于放弃当时最好的研究平台，甘冒巨大发展风险，人到中年后在北师大几乎白手起家，从头再来。回忆这次艰难的选择，赵老师是这样概括的：“正是以国家刑事法学事业发展为重的大局意识，促使我们决心到人大之外去寻求发展空间。虽然这样选择会面临诸多困难和风险，而且个人损失会很大，但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事业上要算大账，不能算小账。”
楚卫：《人生何处不选择》，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事实证明这种基于长远眼光和理想信念做出的选择是经得起考验的。现在，赵老师带领的这个学术团队的影响力已经跨越中国，走向世界，与许多国家的著名法学院建立了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并且成为联合国多个机构的合作单位。
二、责任意识，贯穿于兢兢业业的后生培养
学术事业的长期深入发展，刑事法治的最终实现，需要薪火相传。因此，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们除了自我发展，还需要培养造就下一代。就刑法学而言，在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兼顾方面，高铭暄教授和马克昌教授堪称楷模。他们不但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在同代人当中出类拔萃，而且都培养出了一批刑法理论和实务界的优秀人才。其中有的成了下一代中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为所在单位的学术骨干。赵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而年轻人在紧要处的这几步能否走好，往往与他能否遇到一位德才兼备的恩师有着重要的关系。多年以前有一名学生，由于遭遇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单位闲待着，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地虚掷着青春。他的同事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考回人民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中途回原单位办事，见这名学生还在天天跟一帮年轻人白天睡觉，晚上打双升扑克牌或者玩一款名叫“魂斗罗”的游戏到深夜甚至通宵，有点看不下去，就对他说：“你去考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吧，挺容易的。”正在玩“魂斗罗”的年轻人问：“容易吗？”人大研究生说：“不信我下次带套试卷回来给你看看。”那年冬天他真的带了一套人民大学的刑法学试卷回来。试题是手写的（后来才知道那是刑法学泰斗高铭暄老师的手迹），真的不是很难。于是这名学生决定试试考研，开始关注高铭暄、王作富、赵秉志、陈兴良这些现在如雷贯耳的名字和他们的文章。发现赵老师的文笔和思路简明清晰，绝不拖泥带水，而对问题的剖析却能切中肯綮，深为他所喜欢，于是冒昧地给赵老师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刑法学的看法和对人民大学刑法学专业的向往。很快，他就收到了赵老师的亲笔回信。信中，赵老师对他进行了热情的鼓励，这让他大感振奋，学习积极性高涨，最终顺利考上了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命运从此改变。
多年以后，当这名学生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感慨不已。他认为，如果当初没有赵老师的回信，他恐怕就不会坚持复习考研，人生恐怕也就完全是另一幅图景了。其实，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经常会发生动摇甚至改变方向。如果在他们犹豫彷徨的时候，有一个导师给予哪怕仅仅是遥远的精神上的鼓励，也许都能改变他一生的轨迹，成就一个美好的人生。
类似上面的故事在赵老师的学生中并不少见，他的许多学生都能回忆起一段他师从赵老师的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在很长的时间里，赵老师都保持着亲自给向他请教的学生回信的做法，直到后来学术和其他工作太繁忙，加之现代化通信设备日新月异，再以书信的方式交流显得有些矫情，他才放弃这种联系方式。因此，他的许多学生都曾得到过他亲笔回信的鼓励，这些回信激发出他们对刑法理论和实务的高度热情，成为引领他们进入刑法学殿堂的第一把钥匙。
在热情鼓励之外，赵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他经常会给学生布置很多学习和科研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到期后，如果没能完成任务或者敷衍了事的，会被询问是什么原因，甚至可能受到严厉批评。在这种严格要求下，他的一些学生开始会感到有些紧张甚至不适应，但最终结果往往是在学术上迅速成长起来，在能力上也稳步提高。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逐步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或者重要领导。赵老师的门下现在可谓人才济济，他的学生遍布祖国四面八方，除了从事刑法理论和实务工作之外，还有从事其他职业的，有的甚至在政界干得风生水起。看来，“严师出高徒”这句俗话还是很“灵验”的。
其实，赵老师并非一味对学生严格，他帮助学生的时候更多。他的学生在跟着他做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不但学术水平突飞猛进，同时还得到了丰厚的经济报酬。而给予学生额外的帮助这类事也是家常便饭。多年前，有名学生帮赵老师翻译外文资料获得的一笔报酬被人骗走，非常难受。赵老师得知后，重新给了他一份报酬。还有一名学生，笔记本电脑放在教室被人偷了，这名学生家境并不宽裕，省吃俭用才买下那台电脑，赵老师得知后，自己掏钱给她买了一台新电脑。这类事情发生在他的不少学生身上。而且，赵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是很宽容的。他有的学生脾气较直，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与他相左时直言不讳，甚至顶撞他，他虽然可能当面严厉批评，但绝不会记恨在心，该帮助时还是会尽力帮助。
有趣的是，外面的一些人似乎只看到赵老师的严师形象，只看到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却没有看到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学生们如何茁壮成长，更没有看到他在严格要求之外，对学生从学术成长到经济条件改善等方面的培养和帮助，以及对不同性格学生的宽容。对此，赵老师的态度是：误解总是难免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三、道德文章，凸显于身体力行的尊师敬老
古语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礼记》，转引自《中华古诗文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句话告诉我们尊敬老师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同时也指出在学习方面尊敬教师的必要性及其价值所在，只有教师受到尊敬，真理才会受到尊重；真理受到尊重，民众才懂得敬重学问。赵老师在尊师敬老方面是有口皆碑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赵老师对老先生们的尊敬和关心，不仅体现于逢年过节的看望问候，而且体现在为老先生们创造学术研究平台，提供空间和机会，让老先生们继续开展学术研究，延长他们宝贵而不可替代的学术生命，为中国刑事法治事业继续建言献策。
刑法学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赵老师的恩师高铭暄教授是刑法学界的常青树，他今年已经87岁高龄了，依然精神矍铄，气场强大。他的思维依然活跃，见解依然深刻，发言依然声若洪钟，内容依然条理清晰。更令人称奇的是，高老师年近九旬依然能唱京剧，而且中气十足。到了重要学术活动的晚宴期间，高老师每每高歌一曲，使现场气氛活跃，雅兴大增。而高老师之所以能长保学术青春，正是因为他退休后，赵老师一直拉着他继续在学术领域耕耘，让高老师形退实不退，并且在生活上给予高老师诸多关照。赵老师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脑子越用越灵。”事实证明，对老年人而言，适度的脑力劳动对于保持身体健康，预防老年痴呆具有神奇的效果。因为有赵老师的关心和鼓励，高老师越活心态越年轻，他现在不但学会了发微信，而且经常与“徒子徒孙”们在微信中互动，给北师大刑事法集体增添了无限乐趣，也为刑事法事业发展凝聚了更大的力量。在2015年4月多哈联合国第13届犯罪预防与刑事司法大会上，高老师因其在刑法学教学研究、培养人才和推动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国际防卫学会所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大奖。
不仅仅高老师在赵老师的“裹挟”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多位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都在赵老师的热情而诚挚的劝说和邀请下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储槐植先生，在北大退休后，自北师大刑科院建立之初即被礼聘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仍活跃在刑法学前沿，储老师的不少引人注目的新学术观点和科研成果，都是在他退休以后形成的。这些著名刑法学者的退而不休，对于中国刑事法学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赵老师对前辈老师的尊敬和关心还体现在他十分尊重和愿意接受老师们的意见与建议。在两次面临到中央司法领导机关工作还是继续留在高校的选择时，其恩师高铭暄先生的意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回忆这两次选择的过程时，赵老师说：“高老师几次语重心长地与我谈话，说我是学术起家的，学术基础这么好，为个人为单位为学术事业，都不宜轻易离开这个岗位。基于学术事业心和恩师的厚望，犹豫之下，我还是没去。”
楚卫：《人生何处不选择》，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到北师大重新创业后，赵老师就刑科院的未来发展问题曾反复征求高铭暄、马克昌、王作富、储槐植等老一辈刑法学家们的看法，后来的很多发展思路，都来源于这些前辈们的想法。记得刑科院成立不久，马克昌教授就数次莅临指导，并专门就刑科院的发展定位问题提出看法。在一次座谈会上，高老师提出，要把发展目标定得远大些，努力朝着将刑科院建成中国的马普所这一宏伟目标迈进。马老师闻言感奋，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讲得好！鼓掌！”现场气氛一时十分热烈欢快。正是由于赵老师对前辈学者的尊重，使得刑科院的事业发展得到了诸多前辈们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未来之路，延伸于方兴未艾的刑事法学事业
20多年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背景下，就已经有人在哀叹刑法学已经是夕阳学科，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然而，恰恰是在这20多年间，中国刑法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国刑法学界百家争鸣，刑法学基础理论得到空前深化，外国刑法学说被广泛引入中国并且逐步得到消化吸收。无论是刑法的机能、刑法的价值、刑法的基本原则等宏观问题的探讨，还是对犯罪论、刑罚论中的具体问题的精研，都是观点不断、成果迭出。有学者曾经这么描写中国刑法学在这一时期的某个阶段的热闹景象：“以高铭暄、王作富先生及其弟子代表的一批刑法理论学者，更是把刑法学弄得风风火火，由此为刑法在中国法学研究中奠定了甚为特殊的地位。”
邱兴隆著：《刑罚理性评论——刑罚的正当性反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序第1页。
这种发展建立在中国刑事法实务突飞猛进的需求上，得益于法学研究的环境逐渐宽松，又恰逢需要对中国传统刑法理论进行全面反思的历史时期。时代需要已经十分迫切，而理论准备尚未完成，这就是20年多年来刑法学发展的背景。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刑法学者赶上了中国刑法学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机。在这个历史时期，刑事法学者无疑大有可为。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缺乏大师却非常需要大师的时代。
为什么这个时代非常需要大师？因为我们如此迷茫。在这个时代，经济迅猛发展，财富总量剧增，然而贫富差距却急剧扩大，金钱拜物教盛行，人心十分浮躁，许多人已经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迷失了人的本性。在很多的领域和具体的事情上，我们都能看到人们“三观尽毁”“节操碎了一地”的表现。因此，我们所处的时代需要大师的出现，启发和引导世人恢复平常心态。如果一个时代不能诞生大师，将是一个肤浅而可悲的时代。
为什么这个时代缺乏大师？因为所谓大师，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精英，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闪烁着理性的光辉，成为照亮后世和后人精神世界的火把。因此，大师不但需要有高深精湛的学术造诣，同时还需要有能够启迪后人的道德情操，“大师之所以谓大师，不仅在于其著述，还在于其培育团队和学派的能力。”
国际防卫学会主席萨巴特罗教授：《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奖辞》，载《法制日报》2015年4月22日，第9版。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浮华喧嚣的时代，有太多的现实诱惑在阻碍着一个人的学术修养和道德情操达到大师的高度，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最终成为大师。当然，还有的学者因为一花独放，孤芳自赏，缺乏培育团队和学派的能力与眼光而未能成为大师。
我们看到，赵老师的导师高铭暄先生已是名副其实的法学大师，而我们相信，赵老师也能够成为一代刑法学大师，并且正走在通往大师的路上。他以30余年持之以恒的不懈奋斗，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刑法学大厦的基础。他以20余年持之以恒的言传身教，培育出一大批优秀弟子，在中国刑法学界已可谓独树一帜。他还在一如既往地精研学术，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中国刑事法治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试图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刑事法大厦。他正在努力搭建更宽广、更公正的刑事法学人才选拔和培养平台，正在设计最有利于培养刑法学优秀接班人的人才培养方案。他越来越关注公平正义，自觉以促进国家刑事法治事业发展为己任。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养成大师的浩然正气。
所以，我们对赵老师的未来充满着期待，对中国刑事法学的未来充满着信心和期待。
刘志伟左坚卫
2015年4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编写说明
河南省南阳市，位居我国中原地区，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自古到今名人辈出，群星闪耀。我们的恩师、我国著名刑法学家、法学教育家赵秉志教授1956年6月出生于此地。白驹过隙，时光如梭，一个甲子的岁月过去，在春光明媚、百花争艳的季节里，我们即将迎来恩师赵秉志教授六秩华诞。六十年，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之一瞬，但于赵老师而言，却是自强不息、硕果累累的人生奋进历程。其中，既有青葱岁月的上下求索，又有而立之年的孜孜耕耘，更有年届不惑从头再来的坚韧豁达。回首似水年华，我们深感心潮澎湃，对恩师的敬仰和爱戴更愈浓厚。
赵秉志教授年少时期恰逢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时局混乱，其父当时受到政治冲击，家庭生活艰辛，生活颇为不易，然而，文化素质良好的其母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维护家庭安宁。赵秉志受到父母言传身教，自幼便能吃苦耐劳，勤学敏思。虽然读书之路不顺，未及成年就下乡从事农业劳动，但赵秉志仍矢志不渝，多读多想，一方面与当地民众搞好关系，热情积极参加劳动，另一方面好学上进，能学能用，受到当地农民兄弟的称赞。这段人生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培育了他的精神，激励他不断奋斗。在考上大学后，赵秉志更是珍惜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在知识的海洋里如痴如醉，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有机会到北京读书，赵秉志常常披星戴月，绝大多数时间放在读书学习上，同时，敢于上问，与当时人民大学法学院诸位资深教授建立良好的师生同道关系，为走上科研教学之路打开了大门。俟考上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赵秉志教授更是刻苦学习，勤于动笔，论著迭出，成就斐然，在我国刑事法理论界、实务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赵秉志教授在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开始杏坛生涯，在科研、教学、管理上三管齐下，一如既往地勤奋辛劳，技专而业精，在学术事业上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32岁，他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并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35岁，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副导师；36岁，破格晋升为教授；37岁，破格晋升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专业的中坚力量，1992年1月，赵秉志教授被任命为法律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改建为法学院后，他于1997年9月开始担任学院副院长。1999年11月，*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成立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被列入首批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赵秉志教授因其在刑法学界显著的学术地位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而被任命为中心主任。2001年10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换届改选，赵秉志教授被一致推选为新一届刑法学研究会会长，时年45岁，是当时中国法学会专业委员会会长中最年轻的一位。而2005年8月，在临近天命之年时，赵秉志教授以莫大的决心和勇气，付出百倍的努力与汗水，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办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翌年，举全力改建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为法学院，在我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等身的著作、芬芳的桃李、厚重的影响，使得赵老师的人生之路灿若晨星而耀然于世。对此，赵老师始终保持平常心态，不骄不躁，不管是对教学，还是对科研，抑或对法学两院管理，乃至对校内外学术活动、法律实践，依然踏实勤勉，燃灯熬烛，壮心不已，呕心沥血，全身心付诸自己钟爱的教学科研事业，令门下百余位弟子高山仰止，衷心钦佩。回想赵秉志教授对我等循循善诱，拨云驱雾，点拨提携，关心支持，同门诸位学人虽常念师长美德，素常躬问安好，但仍望借此重要时刻表达诚挚表达感恩之心。然而，本着低调、朴实的为人品格，对于我们向赵老师表达为其庆祝六秩华诞之意，他一再婉拒。然而，我们以为，赵老师平常心态固然值得称道，但六秩华诞于任何人都系可贺之事，简约但不失喜庆的祝贺，既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亦是亲友弟子真诚祝福的合理表达，因而经商议并多次向恩师劝进，乃决定编辑出版《时代变迁与刑法发展——赵秉志教授六秩华诞祝贺文集》，以赵老师素常看重的著述付梓形式，回顾和展现恩师志道据德、强学力行、言传身教的大师风范和斐然成就。
本论文集专载赵秉志教授指导之博士生（毕业或者在读）近几年就刑事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志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王秀梅教授发扬学长精神，辛苦关心，多予教益，促使本文集编纂工作进展顺利。法律出版社也给予大力支持。诸位同仁兢业深耕，愿以个人一二浅见表达恩师教诲之功，然难免有粗陋失当之处，实乃门徒水平限制所致，非恩师教育有误有懈，诚请学界前辈先进同侪不吝赐教。
赵秉志教授六秩华诞祝贺筹备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