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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人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死街。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让进入小镇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一遍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这三个人身后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终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恶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靠前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将是充满艰辛与磨难的远征。
这一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一个南北走向的小镇，小镇被险峻的山岭环抱着。
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上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以及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被分割在若干个孤立的区域里，但中国工农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理想，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目前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信仰或某一种理想。
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
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那片根据地在山高林密的江西境内，有一个至今令无数中国人向往的名字——井冈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在根据地转战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局势日益恶化，“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因此必须撤出根据地，以“优选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运用游击战争“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仓促的准备之后，第六军团在八月七日这个炎热的日子里动身了。他们不知道撤离根据地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什么意义，他们不知道此刻的撤离对于他们几乎等于在走向虎口，他们甚至连最终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必须从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
突围行动开始，整整四天里，第六军团九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其中还有十名女性，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里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间，令认为他们很快将被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突围的红军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并宣布了第六军团领导成员名单，除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外，其余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他们是：
军团长萧克，二十六岁；
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二十六岁；
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三十岁；
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三十岁。
第六军团的战斗部队分为两个师：军团长萧克兼任第十七师师长，第十八师师长由三十岁的湖南人龙云担任。然后，年轻的军团领导和红军官兵召开大会庆祝突围成功。可就在他们群情激昂地高呼“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时候，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敌军正迅速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第二天重新上路，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显然，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过早地庆祝了胜利，因为接下来的突围在铺天盖地的“围剿”中几近出生入死。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位于湘江东岸的蔡家埠渡口，他们这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