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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
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的普鲁士
吾乃普鲁士人，你可知我颜色？
黑白旗帜在我面前飘扬；
吾列祖列宗为自由而牺牲，
请谨记，这是我颜色的真谛。
我永不畏葸退缩，愿与先人一般果敢，
无论天色昏暗或阳光普照，
吾乃普鲁士人，愿为普鲁士人！
—普鲁士国歌
曾经翻开过《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破解希特勒》、《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等等哈夫纳论述的人，往往对封面内页提到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一书颇感好奇。结果这本关于普鲁士的经典著作，在过去几年成为「左岸出版社”被询问度最高的书籍。如今它终于也和读者朋友们见面了。对译者自己来说，本书更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当初我透过它而开始私淑德国政论大师哈夫纳先生、它是我德国史—尤其是普鲁士史—的启蒙书之一，并且陪伴我完成在德国的学业。《不含传说的普鲁士》这个标题，则甚至早在开始翻译本书整整三十年前即已出现。
讲得精确些，事情要回溯到一九八○年底，译者留学西德半年之际。某天我在杂志上看见一本精装版新书的广告，不禁深受吸引。一方面是因为其标题—《Preusen ohne Legende》—十分简洁别致，几乎让人不知该如何翻译才好（光从字面来看，它叫做「普鲁士没有传说”）。另一个理由则是，我们小时候都在历史课本里面读过：「一八七一年，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俾斯麦”是人人皆可琅琅上口的对象，「普鲁士”一词却容易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普鲁士到底是什么？普鲁士位于何方？谁是普鲁士人？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普鲁士又跑到哪里去了？……但最令人纳闷的当然还是：此处的「传说”究竟所指为何？
可惜精装书很不便宜，再加上译者当时正为了准备「下萨克森邦”（昔日普鲁士「汉诺威省”）的「拉丁文*考试” 而忙得焦头烂额，所以只是把「普鲁士没有传说”挂在心上，继续纳闷下去。时至一九八一年夏天，我总算顺利通过考试得以正式展开学业，于是订购了那本普鲁士专论来犒赏自己，并前往普鲁士的故都柏林市，不但参观西柏林举办的普鲁士特展，还去东柏林游玩了一天。 我从西柏林坐地铁进入东柏林之后，一离开车站便不知不觉步行来到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赫然看见理论上不该出现的东西：那里巍巍矗立一座纪念碑，*安放一尊巨大铜像，刻画出一位身穿戎装、头戴三角帽的骑士。那是腓特烈二世国王（「大帝”），普鲁士的标竿人物！东德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首都精华地段最主要的道路旁边，竟堂而皇之陈列一尊「封建君主”骑马立像，未免令人匪夷所思。
当初东德在一九四九年建国之后，第二年就把位于东柏林的普鲁士王宫和「德皇威廉一世纪念亭”拆得一乾二净，藉以彻底清除「反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之遗迹。腓特烈纪念像的底座也被大卸八块移走，铜像本身则险些毁于熔炉，幸好后来法外开恩，仅仅把它发配至波茨坦的一座花园。到了一九八○年十一月底（就是译者看见「普鲁士没有传说”广告的差不多同一时候），东德共党政府作风丕变，又大费周章将之迎回「菩提树下”！
东柏林的普鲁士国王铜像消失三十年后蓦然重返，西柏林则大张旗鼓举办普鲁士特展，显然译者恰好躬逢其盛，现场目睹东西柏林如何重新发现了普鲁士，并且竞相透过普鲁士来面对自己的过去。不过双方跨出这一步的时候都需要很大勇气。毕竟之前的情况相当敏感，而那可以套用东德末代总理和第一位民选总理—德．梅西尔—的讲法说明如下：东西两个德国都曾经是盟军一九四七年一项决议的执行者。东德的代表人物是「一九四九世代”，将「普鲁士精神”斥为「法西斯独裁政权的重要基础”；西德则有「一九六八学运世代”，把「普鲁士的价值观和美德”贬低成「蔑视人性”。
自从德国于一九四五年战败、覆亡和遭到占领以来，普鲁士便成为禁忌。德．梅西尔所指出的那项「决议”，其实是美、苏、英、法四国引申丘吉尔「普鲁士乃万恶之源”的论调，给普鲁士开立的「死亡证明”。纽伦堡大审结束四个多月后，「盟军管制委员会”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签署《第四十六号法令》，宣布「普鲁士国家历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作风的支柱，它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为求「维护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在民主基础上进一步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自即日起「解散普鲁士”。
看来普鲁士会让人气愤得做出「激烈反应” ，甚至「陷入矛盾”。既然普鲁士已不复存在，「盟军管制委员会”又怎能「解散”（或「废除”）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呢？ 不过此一怪异事件已让人初步领略普鲁士的「传说”色彩：它是一个拥有「死亡证明”的国家，生前既「不民主”又「危及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却足以令东西柏林同时对它缅怀不已，而且它还具备某些「美德”……。于是译者在一九八一年夏末从西柏林返回我那所位于东西德边境的大学后，立刻开始仔细阅读刚买来的精装书，这才化解心中的疑惑，终于明白书中所强调的并非「普鲁士没有传说”，而是普鲁士被硬生生套上了五花八门的「传说”，以致充满着「神话”、「迷思”与「扭曲”。
普鲁士国旗只出现黑白两种颜色（起初甚至没有黑鹰图案，光是上黑下白），而那些「传说”就跟普鲁士的旗帜一样黑白分明，结果喜欢普鲁士的人只看见白色（如「秩序”、「正直”与「宽容”），不喜欢普鲁士的人只看见黑色（如「好战”、「反动”和「不民主”），德国人则要等到一九七○年代，才打破禁忌来正视普鲁士「白”的一面。哈夫纳就在整体氛围出现微妙变化的时刻，以普鲁士人的出身、批判的态度和不存偏见的做法，探讨了那个不寻常的国度。既然哈夫纳的着眼点是要破除神话与迷思，于是我在一九八一年秋季决定，干脆把书名称作《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好了。谁知时隔三十年后，它成了本书中译版的正式标题。
* * *
普鲁士最为人诟病之处和各种传说的根源，无疑是其军国主义。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个军事方面的统计数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一七四○年五月登基时，他的父亲（「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留给他一支八万三千人的军队—当时普鲁士已将近三十年没打过仗了。
对面积为台湾三点三倍的国家来说， 八万三千人的常备兵力似乎不多。然而普鲁士当时总共才二百二十万人，因此军人占了国民的百分之三点八。这看起来也还正常，但继续计算下去的话，我们只会得出十分耸动的数字：其情况相当于美国在承平时期养兵一千二百万，或者中国和印度随时维持五千万大军！更骇人听闻的是，普鲁士那年的军费支出高达全国岁入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四，随后数十年内更动辄超过百分之八十！若在别的国家，这种国防开销恐怕早就把经济拖垮。 一七四○年时的普鲁士却同时握有「完成战备的部队”和「装得满满的国库”，以致腓特烈二世在同年年底放胆出兵夺取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结果战争时断时续地进行到一七六三年。最后普鲁士同时跟欧陆最强大的法、奥、俄三国鏖战七年，打成了平手。莫非普鲁士天赋异禀？
那倒未必，不过普鲁士人的确具备许多美德，而美德往往源自「迫于无奈”或「后天养成”。想明白这点，我们不妨翻阅一下书中附上的几张地图。
一九八一年译者首度看见它们时，浮现的第一个印象是「怎么好像在下围棋？”因为那些土地互不相连，从荷兰、瑞士一直散布到立陶宛和波兰。「棋盘”的重心在易北河东方，而那里起先主要只有「布兰登堡边区”和「普鲁士公国”两个不相干的国度：前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边陲之地，乃十二世纪「东向殖民”创造出来的结果； 后者则为十三世纪「条顿骑士团”所建立国家的残余部分，在十七世纪中叶成为自主国。历史的因缘际会，使得布兰登堡边疆伯爵在三十年战争爆发那年（一六一八年），开始兼任普鲁士公爵。「布兰登堡—普鲁士”不仅诞生于战争中，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来回肆虐，更导致布兰登堡边区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等到三十年战争终于结束后，那个地寡人稀的国家开始创建常备军来自卫。军队虽然主要只使用为谈判时的筹码，但随着军备规模的不断扩大，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迫使普鲁士全国上下必须以最务实的态度，做出最合理的规划、具有效率的措施，以及最精确的行动—我们大可将此简称为「穷人的俭朴美德”。哈夫纳在本书第二章，便对此做出非常精彩的叙述，说明「国家自保本能”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如何鞭策普鲁士在十八世纪那个崇尚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和开明专制的年代，逐步成为欧洲国家之典范，甚至成为全欧洲受迫害者的庇护所。那些来自欧洲各地的人才，又在工商业、科学和文化上带来了进步。十八世纪初的时候，柏林市的人口甚至三分之一来自法国，而且他们一直留了下来，例如东德末代总理德．梅西尔就是昔日法国难民的后裔。
一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做出一个「借壳上市”的动作，在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普鲁士公国加冕为国王，其辖下宛如由一群变形虫组成的国家从此更名为普鲁士王国。此「借壳上市”之举具有两层意义。首先，布兰登堡边区形同将自己位于帝国内部的领土「转移到境外”，从此更方便名正言顺地跟帝国打对台。从另一方面来看：东向殖民者刚越过易北河的时候还是日耳曼人，但他们很快就在血源上融合成为一个半日耳曼、半斯拉夫的民族—古普鲁士人却是跟他们格格不入的「野人”，使用一种让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听不懂的语言。换句话说，那些「新普鲁士人”决定把「异族”的名称使用为共同的国号！
这让人再度回想起普鲁士国歌的歌词：「吾列祖列宗为自由而牺牲”可烘托出普鲁士努力让国家在帝国旁边自由活动。就「无论天色昏暗或阳光普照”而言，军国主义岂不像是太阳，同时映照出普鲁士阴暗与光明的一面，逼迫普鲁士既「侵略成性”又「充满美德”？至于「普鲁士”这个「借壳上市”的国号，不正是「愿为普鲁士人”之*体现？
由于普鲁士王国并非民族国家，其疆域支离破碎，各地民情差异颇大，「愿为普鲁士人”便意味着认同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若按照普鲁士哲学家康德的讲法，那叫做「只按照……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再加上军事压力、财政负担和政治需求，促成普鲁士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结合了「启蒙运动精神”与统治者的「新教伦理”，创造出所谓「普鲁士美德”， 大致为：诚实、自制、纪律、勤奋、服从、直率、公正（各得其所）、虔诚（但宗教宽容）、刚直（严于律己）、勇气、守秩序、责任心、精确、正直、无私忘我、节俭、无畏（不自怨自艾）、忠诚、廉洁、谦逊、开明、实质重于表象、可靠。由于普鲁士最后统一了德国，而且德国三分之二的地方直接归普鲁士所有，那些「普鲁士美德”多半进而成为一般人印象中「德国人的美德”。
固然不可能人人具备这些美德，但普鲁士国家理念可以此为标准来形塑国家的统治者和国民，让他们共同替一位抽象的「普鲁士国王”效力。上述美德又可总结成「铁的纪律”、「强烈的责任心”与「高度的服从性”，而其成效有目共睹：普鲁士在极短时间内，便从穷乡僻壤跃居欧洲五强之一。地理因素虽使得普鲁士成为「肉食动物”，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和推动土地调整政策，否则国家疆域连形状都没有。但普鲁士通常却宁愿只当「食腐动物”，在谈判桌上和平继承别处的土地，甚至表现得仅仅像是「刺猬”一般。军队往往只是最后的手段，能不出兵就不出兵，因此普鲁士在历史上经常连续偃兵息鼓几十年，不像英法俄老是在某地动武。但普鲁士不打仗则已，一打起来就轰轰烈烈，于是给人一种「特别好战”的感觉。其实除了腓特烈二世的西里西亚战争、一八一三年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以及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一年的三场战争，普鲁士打过的仗并不多。
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再也无法随心所欲自由行动。它先是被拿破仑击败而沦为法国附庸，接着又融入梅特涅的欧洲体系，并且与奥地利和俄国结成「神圣同盟”，在一八四八革命之前成为对抗民主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急先锋。结果十八世纪那个理性十足，既进步又宽容的模范国度，变得既反动又充满向往中世纪的浪漫主义作风，普鲁士国王则始终未能走出开明专制的阶段。等到梅特涅体系崩溃后，普鲁士继续跟着新的时代精神齐头并进，可惜时代精神已变成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结果普鲁士遭到德意志民族主义绑架而走上悲剧之路。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行动，到头来只意味着一种「最光荣的退场机制”—大多数普鲁士人从此「愿当德国人”，而且往往变成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俾斯麦终于让普鲁士「吃饱了”，不必再进行扩张。普鲁士却逐步迈向死亡，被另外一个饿肚子的国家（德意志国）取而代之。普鲁士军队已转轨成为德国军队，只向德皇或「元首”个人宣誓效忠。在德皇威廉二世那个狂妄自大的时代，德国社会已全面军国主义化，几乎到了「只有穿军装的人，才算得上是人”的地步。而就在普鲁士早已名存实亡之际，普鲁士「黑白传说”却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冒出，而且黑色逐渐压过了白色；白色的传说则往往沦为极右保守派的宣传工具。等到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普鲁士已在半年前死于「普鲁士政变”。希特勒却滥用了普鲁士人美德，将从前知所节制的「肉食动物”改造成纪律严明、责任心强、高度服从的「掠食动物”，制造出千古浩劫。
其实不光是普鲁士，就连德国也因为希特勒而永远留下了污名。可是把希特勒的帐全部都算到普鲁士和德国头上，则未免有欠公允。我们读完《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以后，或许更可体会德．梅西尔以“法国胡格诺血统的普鲁士人、具欧洲色彩的德国国民、世界公民与基督徒人道主义者”之身分说出的话：“把普鲁士缩减成‘军国主义’与‘反动作风’的做法，就和把最近四百年来的德国历史缩减成十二年（纳粹德国）的做法一样不合理。”
周 全
二○一二年三月于台北
写于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国王诞生三百周年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