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在辽大
辽大经济法学成果累累
新一代经济法学者成长喜人
一
请允许我从一本书谈起。
这是一部编译之作：《日本经济法概要》（以下简称《概要》）。
此书1982年9月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最先受到读者质疑的是，为什么经济法这类书稿要交给地质出版社出版呢？
情况是这样的：1980年我受命出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同年10月开始，在著名日本问题专家金明善教授的支持与配合下，我组织所内几位学者选译了日本经济法规并进行了简要论述，定名为《日本经济法概要》。
1981年秋，我背着《概要》书稿奔赴北京寻找出版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撤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刚刚恢复，但是法律出版社何时恢复尚无音信。于是我分别拜访了北京综合性和经济类的两家出版社。但遗憾的是，他们都以种种理由婉言谢绝，其中理由之一是经济法概念尚存疑虑。出版无望！
正在此时，巧遇一位在地质出版社任职的辽大校友，知道我遇到难题，便爽快地说："没地方出版，就到我们社出版吧！"
就这样，中国大陆最早论及经济法的一部专著，通过地质出版社与读者见面了！
二
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为什么对经济法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与热情？
这是对《概要》一书提出的另一类疑问。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以苏联同类教材为蓝本的。1953年斯大林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问世，成为经济类专业的基本教材。
20世纪初，苏联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经历了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制度--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国家经济制度，不是有没有计划的问题，这是表层命题。它的本质乃是两个消灭：消灭市场、消灭财产私人所有制。1919年，俄共（当时尚未称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价值规律。"消灭价值规律就是消灭市场。20世纪，苏联官方与学界对待价值规律采用的理论，在30年代是"消灭论"；40年代变为"改造论"，改造价值规律；50年代则转为"限制论"，限制价值规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一边倒"和"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下，中国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建立苏式计划经济制度和理论体系。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不准谈商品经济的。1979年，我发表了《社会主义救中国，商品经济"富"中国》（《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一文。不到一周，便接到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的朋友劝告："不要再讲商品经济了,上面明确指示：不准讲商品经济。"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将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从此，学术界开始了探索商品经济的热烈讨论。但是，仍然不能讲市场经济，1991年各主流媒体还在大批特批市场经济制度。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命题。从此，学术界和经济界掀起了市场经济大讨论，大大推进了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事业。
经济法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标志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我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20世纪初，我发表《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等一系列文章，阐释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并确认市场经济的五大功能（《当代企业》1993年第1期、《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日）。在反复强调市场经济五大功能的同时，我又十分重视那只"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于是我郑重地提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建立五大调节体系（《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其中第四个调节体系即为"法规调节"，详细探讨了经济法在对微观经济运作和宏观经济决策方面的"调节"与"监督"功能。
也就是说，我在探索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深深领悟到那只"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于是，我抢先"找到"了具有完备体系的日本现行经济法规，并向读者推介。
就这个意义来说，经济法虽然不是我本专业的"内涵"，但我却认为探索经济法学恰恰是经济学专业所"必须的"。正是因为有如此强烈的心理诉求和专业需求，我也就不顾"班门弄斧"之嫌，遂出版《概要》。
三
在辽大，法学院有一种文化，叫"传承"。
弘扬传承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是"追求"。
以杨松教授为代表的辽大法学院团队具有一种理论兴趣和理论追求（包括法学理论、经济理论和人文理论）；具有一种信息追求和学术追求，甚至还有一种学术伦理追求。他们这种积极进取、孜孜以求的行为，使辽大法学院取得了传承与发展的丰硕理论成果、学术成果和人才成果，并开创了具有辽大特色的学术风格和治学品格。
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多年来他们居然对《概要》如此珍重，甚至把它列为辽宁大学经济法学科的一种记忆、一种符号和一种文化。《概要》出版后，我就"言归正传"，埋首探索本专业了。至于它在社会上有什么反应，我一概不知。是他们--辽大青年学者们始终关注、关心并收集此书的社会反响。不久前，法学院给我开列了一张反馈清单，其中法学界戴凤岐、梁慧星、杨紫烜、车丕照、周汉民、邵建东等多位学者曾引用和点赞此书的若干观点。这使我十分惊讶，十分感动，也给予我莫大鼓舞！
凡此种种，透过这般追求与传承、探索，可以看到辽大法学院还有一种文化，谓之"八端文化"。八端者，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体现八端文化的举措之一，就是"辽宁大学经济法学文丛"的开设。这是一项发展学术、振兴辽大的创举。它将是校内外学者展示成果、交流思想、探索学术、繁荣经济法学的平台与百花园地。我希望它将是开放式、"群众性"的，既有长篇宏论，也有微文小品；既有精品展示，也有青年学者"处女之作"。倘若吸引众多辽大校友，并诚邀法律界实践家都来耕耘这块田园，那么，本文丛将成为辽大乃至法学界响当当的"品牌"。
我由衷地预祝，诚挚地企盼！
四
在辽大，法学院还有一种精神，即"三向"：向上、向善、向爱！
我衷心地祝愿辽大法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继续坚守这"三向"精神：
天天向上，
天天向善，
天天向爱！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