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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变革型与当前的挑战
日本的变革型是于1868年“集体”登场的。他们就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效仿西方国家建立起日本现代政府的那一群人。然后到了1945年，在得到麦阿瑟领导的占领军支持的同时，日本再次出现了变革型群体。
二战结束后，由于财阀解体以及世袭制度的崩溃，日本产业界进行了重组。在融入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整个日本产业界一边倒地转向了以出口为主的高科技产品领域。在这场转变中，在幕后发挥了关键性牵引作用的就是日本通产省。现在再回头去看，在那个时代，日本的集体领导力确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日美安保条约》既为日本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其全力发展经济的靠前和平环境，又为日本节省了大量军事开支。
正是这种集体领导力促成了日本战后三十年的发展潮流。而日本产业界也顺应了这种潮流，引进了质量管理理念，制定出新标准，由企业和政府领导人共同制定出了全面的产业战略。
之后由于日本得意忘形，经济热潮随之退去，泡沫经济也就此破灭。很近十年，日本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资本持续外流，在食品、建设以及流通领域生产效率极低，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靠前成本居高不下，从而迫使日本的制造业不得不流失海外。日本的银行系统同样是问题重重。此外，整个日本社会的老龄化现象正在急剧加速。细观当前日本，已经接近没有了十五年前被认可为世界经济发展速度靠前的风范。当然，日本仍然拥有世界屈指可数的很好企业，在某些领域里，生产效率依旧位居世界前列。
在此，我想要表达的是，日本和美国一样，也迫切需要新的变革型领导团队。而且，日美两国自身也应该作为能够影响全世界的变革型，在安全保障和经济这两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日美两国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一路走到了今天。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向西方学习商业知识和技巧，二战后还从爱德华兹？戴明(戴明博士是世界有名的质量管理专家，他因对世界质量管理发展做出的很好贡献而享誉优选。以戴明命名的“戴明品质奖”至今仍是日本质量管理的优选荣誉。――译者注)教授等西方人士那里学到了质量管理新模式，从而诞生了像丰田和索尼这样的新型日本企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已经被日本企业反超，于是像宝洁、摩托罗拉、通用汽车等美国企业开始反过来向日本品质企业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竞争力。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日美双方永远不应该为自身暂时的优势而骄傲懈怠。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现在，我们必须着眼于更加遥远的将来。
美国当前面临的挑战
接下来让我们再具体思考一下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首先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保罗？肯尼迪(1945一，英格兰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译者注)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指出的，大国往往会无效率地滥用自身国力。
小政权就面临过众多课题。一是如宇宙开发、人类基因图谱以及IT领域所取得的惊人进步这样的积极面，与动荡的金融市场、恐怖主义、人口结构的巨变等消极面相互交织重叠、混为一体的现象。在后冷战时期，整个世界的混乱正是源于这些因素的交织混杂。置身于这种混沌不明的状况，作为需要迅速做出正确抉择，然而情况的复杂迷乱却更容易诱导他们做出错误判断。
二是短视行为正在抵消长期政策的效果。比如，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不断向基础研究投入大量资金，并为今天美国生产力的提升做出了一多半的贡献。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在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经济能够实现增长。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政府政策优先顺序的更迭，对于基础研究的投资日趋减少，这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美国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
三是政府对于未来成为美国发展关键的基础科学和教育的长期投资。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美国将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暂时危机，并处理好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的挑战。然而，美国现在在这两个领域却处于裹足不前的状态。
四是当前美国社会弥漫着的幸福感。进入21世纪，美国政府很幸运地能够保持财政盈余，这主要归因于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不再需要过度消耗国力，以及对财政的严格监管。当然，我们同时也不能忘记信息产业大突破所带来的恩惠。但正是这样一种成就感，让所有人都变得掉以轻心，认为财政盈余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乐观情绪蔓延开来。这也就使得美国人误以为只要是实务型、踏实型便足够了。正是这一点大错特错。而上任之初的小总统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着力推行各种各样的政策，使得美国可以选择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P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