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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在全面考察每一个大国的相对实力和薄弱环节,并同当时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动力结合起来看之后,就 容易理解20 世纪30 年代世界外交的进程了。这并不是说各种危机的地区性根源——无论是沈阳、埃塞俄比亚,还是苏台德区——毫不相关,也不是说如果大国都协调一致的话,就不会出现 问题了。很清楚,当地区性危机发生时,各主要 的 都不得不根据 广阔的外交舞台,特别是根据迫切的内政问题来考虑这些危机。1931 年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与英镑危机和第二届工党政府倒台产生相互影响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此对他的幕僚鲍尔温作了精辟评论: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
     这是对政治家的一个很好的提示,他们关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当英国政府喘过气来后,没有迹象表明它想过要改变它对日本征服中国东北行动的小心翼翼的政策。除了需要不断对付经济问题外,还要考虑到公众极其厌恶卷入远东事务之中,英国 还认识到自治领要求和平的压力,也意识到在日本享有战略优势的地区里,帝国防务所处的劣势地位。总之,有许多英国人赞成东京对付令人不愉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一决定,并且有 多的人希望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在这种情绪有所减弱时,在日本发动进一步侵略行动后,白厅仍可能被迫采取的较为强硬的 办法,是与 联盟或其他大国站在一起。
     尽管 联盟所倡导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赞赏,但是除了动用它的几个主要成员国的军队外,它没有任何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手段。因而,它求助于调查委员会(李顿调查团)来制止日本侵略,但这只是让大国在日本继续征服中国时找到延缓行动的借口。在几个大国中,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真正的利益。德国尽管一直在华享有贸易和军事利益,但还是愿意袖手旁观,想看看日本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主义”能否为欧洲提供一个有用的先例。苏联对日本的侵略感到担忧,但其他大国不可能邀请它一同合作,它也不想被单独推上 线,与日本大拼一场。可以预言的是,法国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开一个先例,改变现行边界和藐视 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越来越担忧德国秘密重整军备和维持欧洲现状所出现的困境,因此他们一想到在远东出现的混乱就十分吃惊,害怕这会转移对德国问题的注意力和可能的军事行动。巴黎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坚决地维护 联盟的原则,另一方面它私下让东京知道,它理解日本在中国碰到的问题。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至少是由国务卿史汀生所代表的——一点儿也不宽恕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直截了当地认为,日本的行动从理论上讲是对美国生活方式所依赖的门户开放世界的威胁。但是史汀生的有高度道义原则的谴责,既没有引起胡佛的重视,因为他害怕这会连累美国,也没有吸引住英国政府,因为它宁愿见风使舵。 的结果是,史汀生和胡佛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互相指责。 为重要的是,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留下了互不信任的后遗症。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位学者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局限性”观点提供了令人沮丧而又令人信服的例证。
     日本军队在1931 年是否没有让日本政府知道就侵入了中国东北,这点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西方 没有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情况下,日军的侵略接连不断,并进一步扩大。 严重的后果是,事实证明, 联盟不能有效制止侵略,西方3 个民主大国不能采取联合行动。这点在日内瓦同时进行的有关削减陆军和空军的讨论中10,也显得很突出。美国没有参加这个讨论,但英法在如何对待德国提出的“平等”要求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仍继续避免做出保证以减轻法国的恐惧,意味着希特勒新政权可以退出会谈,并废除当时存在的条约而不必害怕受到任何惩罚。
     本来在1933 年时,在世界经济会议破产之后,英、法、美3 个主要民主 便动手建立自己的货币和贸易集团。这时,德国威胁的重新抬头,为英—法—美外交合作设置了 大障碍。尽管法国 直接地受到德国的威胁,但是英国感到它的行动自由已受到实质性的侵犯。到1934 年时,英 阁和防务需求委员会都认为,日本的危险较直接,但从长远来看,德国是 大的威胁。由于英国不能同时强硬地对抗两国,因此,在欧亚这两个地区中,在一个地区达成妥协是很重要的。有些英国人士主张与日本改善关系;以便 好地抗衡德国。但 争辩说,英日在远东达成谅解,会损害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对那些要求优先加强英国在东方防务的英帝国和海军部门的人应当指出,对于法国对德国修正主义的忧虑,不加理睬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35年后)忽视来自德国空军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也将是致命的错误。在20 世纪30 年代余下的岁月里,白厅的决策者们一直想逃脱这个要同时抗衡地球两端潜在敌人的战略上的两难困境。
     在1934 年和1935 年,这个困境令人困扰,但并不尖锐。虽然希特勒政权明显令人不悦,但他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与波兰谈判,签订条约,不管怎么说,在军事上德国仍然比法国和苏联弱得多。而且,在1934 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被暗杀后,德国试图出兵奥地利,使得墨索里尼陈兵于布伦纳山口,以示警告。意大利有可能与维持现状的 站在一起,这特别令法国感到宽慰。法国在1935 年的“斯特雷扎阵线”中,力图组成一个反德联盟。
    几乎同时,斯大林暗示,他也愿意与“爱好和平”的 联合在一起。到1935 年,苏联不仅加入了 联盟,而且还与巴黎和布拉格订立了安全条约。尽管希特勒公开地大力反对“东方洛迦诺公约”,但看起来,德国在各方面都被严密遏制住了。在远东,日本显得很平静。P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