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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造教育观是如何形成的
每一种教育形态都有支持它的教育理念，而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也就会造就与这种理念相符合的人才。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教育，德国赫尔巴特的三段式教育，美国杜威的实用教育，英国贵族学校的天才教育，中国陶行知的大众教育，等等。所以，教育理念是很重要的，它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活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有一位叫马尔库塞的西方学者曾高度评价观念的作用，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们能够改变人，而人能够变革世界。”
什么是教育理念呢?所谓理念，就是观念或观点，是指人们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或采取的态度。理念是思想意识形态，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大脑中留下的概括形象。教育理念是从教育实践中产生的，这种理念一旦上升到理论，它又对教育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实际上，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们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在其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无非是自觉或不自觉而已。有人说，中国没有教育家，也有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教育家（指孔子和蔡元培，半个指陶行知）。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散布教育家神秘论。教育家并不神秘，应当说每一个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都是教育家，一个拥有自己教育理念和论著的学校领导者也是教育家。我国是一个大国，在各类学校受教育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有着广阔的教育实践天地，应当产生许多教育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教育理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产生有国际影响的当代教育家，亦没有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只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于是造成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很明显，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形成不同风格的学校，也难以产生不同的教育理念。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不必害怕观点的多样化，相反，应当欢迎这种多样化，把它看作有根据解决问题的前提。
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崇尚教育改革，力图探索办学的新模式。我自学了国内外许多教育家的论著，希望从他们的教育思想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但我又不囿于他们的思想。在教学改革中，我注意研究新情况，尝试新办法，总结新经验。我先后从事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24年，其间我撰写了“创造教育书系”（5种），参加编写的著作多达20种，发表的论文近300篇。在长期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我的教育理念―――创造教育观。
这个教育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应当说，一个观念的形成既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又必须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回顾起来，我的创造教育观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我少年时梦想的延伸。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偶然读了一本关于诺贝尔发明无烟的故事书。我深深地为他的创造精神所感染，决心向他学习，立志做一个发明家，把一生献给人类好看好的事业。进入大学以后，这种欲望更加强烈，我无时不在做着发明家的梦。为此，在学习中，我尝试着自学，成立业余科研小组，努力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那时教学方法接近是满堂灌，要求的只是死记硬背的能力。我对那种教学方法越来越不满意，但又无能为力。那时，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创造教育，但却很想尝试一下另类教学，这就是我最早的关于创造教育的朦胧意识。
其次，在苏联留学期间，我尝到了独立自主学习的甜头。我在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元素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研究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被迫中途辍学。虽然我在苏联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是那种自由的学习方式却使我难以忘怀。按照苏联授予学位的规定，我们需要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但是，导师既不给我们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更为出奇的是连考试时间也不做规定，学生认为准备好了，可以通知导师进行考试（口试）。这样，我就有很大的主动权，采取备考与科学研究并举的方法，以备考促科研，以科研带动备考，有效地利用了时间。在科学研究上，导师十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权，从科研选题到研究方案设计，都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导师的作用是启发和引导，他们十分乐意听到学生不同的意见，鼓励开展争鸣。那时，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仍是西式的，所以他们的教育理念也更接近欧美教育。这是我最早接触的西式教育，它使我体验到了与我国传统教育接近不同的教育，并使我产生了要改革我国教育的想法。（P2-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