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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一历史脉络也是理解东亚文明根基的一个切入点，任何绕开它来研究东亚文明的尝试都是不全面的。如果考虑到佛教在公元前5-前4世纪已经作为印度教的一种“异端教派”开始传播．令人奇怪的是，在释迦牟尼涅？后的五六百年中，它没有传入中国――尽管我们有一些阿育王派遣僧团到中国分舍利建塔之类的传说，但这些都是后来中国文献的附会。可以说，佛教产生后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但是为什么突然在公元2世纪，也就是佛教诞生五六百年后，在中国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犍陀罗。
作为佛教史的学者，也许跟很多相关的学者一样，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佛教的发展脉络．将其视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和人类文明遗产，笔者常常有一些非常强烈的感觉――这些感觉很可能不是错觉，而是基于历史常识的判断。其中一个感觉是，佛教传播到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史。很多复杂而重要的历史支脉（甚至是主干），因为各种原因，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中被抹去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以及出于各种目的讲述的、整整齐齐的故事。
笔者撰写此书的目的，或许是想进行一次恢复历史支脉（甚至主干）的尝试，来解释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属性来源。佛教是人类各种文明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犍陀罗地区经过各种文明融合与再造之后，从一种地方性的信仰一举跃升为一种世界宗教。从这个角度来说，犍陀罗不愧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一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犍陀罗
犍陀罗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正好处在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繁荣的时期，这片核心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却成为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和佛教世界的信仰中心。其西边是兴都库什山，东北是喀喇昆仑山。东边到印度河，南边是以白沙瓦为中心的平原，杰赫勒姆（Jhelum）河流过这里，形成了富饶的平原，造就了繁荣的农业区。贵霜帝国的首都，长期就置于白沙瓦平原上，以“布路沙布逻”或者“弗楼沙”等名字频繁见诸汉文史籍。穿越北部的山脉，就进入了古代的乌仗那地区，以斯瓦特谷地为中心。斯瓦特的犍陀罗浮雕古朴浑厚，很有地方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就是来自这个地区。而穿过西边的兴都库什山，就是古代的那揭国，也就是今天的贾拉拉巴德地区。位于该地区的醯罗城（Hidda）和那揭罗曷城（Nagarahara）是中土巡礼求法僧人礼拜的重点，从那揭往西北行，在兴都库什山中，就会到达巴米扬（Bamiyan），也就是玄奘笔下的“梵衍那国”。
翻越兴都库什山，就进入了古代的巴克特里亚地区。这个地方在汉文史料中以“大夏”闻名，希腊文化在这里繁荣了数百年之久，它也是犍陀罗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区组成的大犍陀罗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数百年间，成了人类文明的中心。对中国来说，影响优选的还不是贯穿此处的丝绸贸易，而是在犍陀罗受到系统佛教训练的僧侣们，怀揣着菩萨的理想和执着，穿越流沙，将佛教传入中土。
在犍陀罗故地，遍布着数量众多的人类文明遗迹。除了作为文明中心的布路沙布逻和位于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还有北边的斯瓦特、位于贝格拉姆（Begram）地区的迦毕试故地、保存众多佛陀圣物的那揭和哈达、汉文文献中提到的乌仗那国（布特卡拉遗址所在地）、马尔丹县的塔赫特巴希寺院遗址等等，可谓星光璀璨。今天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都在犍陀罗的文化和地理范围之内。距离喀布尔很近的艾娜克，以铜矿开采著称，贵霜时期，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佛教信仰中心，日后曾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艺术品。
仅仅在塔克西拉地区的发现，就足以令人震惊。马歇尔爵士（Sir John Hubert Marshall，1876-1958年）凭着自己对希腊克里特岛挖掘的经验，为犍陀罗地区的发掘，尤其是塔克西拉（汉文文献中的“怛又始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分属三个时期的古城，包括皮尔丘（Bhir Mound）、锡尔卡普（Sirkap）和锡尔苏克（Sirsukh），都出土了大量改变历史图景的遗迹和文物。锡尔卡普的双头鹰庙，是一座佛教？堵波；法王塔（Dharmarajika）和焦里安（Jaulian）遗址、莫赫拉莫拉都（Mohra Moradu）寺院遗址等，见证了佛教在这里的繁荣景象。数量众多的装饰盘和多达四十多位的希腊君主的钱币，见证了希腊文化在这里跟佛教信仰及本土文化的融合。公元5世纪初，法显在这里留学六年之久；他的后来者玄奘大师也在此停留两年，可见这里在佛教世界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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