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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著“清学史”三种及在当时的影响
梁启超向被称为近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然论及学术贡献，则首推其史学论著，尤其是有关“清学史”的著述。
梁启超有关“清学史”的著述以《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为代表作，此外则有早年所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1904）。正如已有论者所指出的，梁启超有关“清学史”的这些论著，于“清学史”研究有“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 已成为“清学史”研究“的经典性名著”。
1902年，梁启超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下简称《大势》），连载于当年的《新民丛报》。梁启超于该著作的“总论”中，将有史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划分为八个时代，其中“清代学术”属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在其刊于篇首的目录中，列有“八、衰落时代 九、复兴时代”，依此则所谓“清代学术”应为该著作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但实际情况是，《大势》于1902年12月的《新民丛报》22号刊毕“第六章第四节”后即中辍；至1904年9月《新民丛报》53号续刊该作，则题为“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对此，梁启超于该章篇首作这样的解释：
“本论自壬寅秋阁笔，馀稿久未续成，深用歉然。顷排积冗，重理旧业。以三百年来变迁*繁，而关系*切，故先论之。其第六章未完之稿及第七章之稿，俟本章撰成，乃续补焉。”“原稿本拟区此章为二：一曰衰落时代，一曰复兴时代。以其界说不甚分明，故改今题。”
故《近世之学术》一篇，应是梁任公*早的“清学史”著述。
梁著“清学史”影响**者，当属《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清代学术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作于1920年。学界通常接受梁启超本人的说法，即该著原是为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的“序言”，后因篇幅过长，遂单独成篇。《概论》初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改造》杂志；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题。迄1932年，商务版《概论》先后印行八版，足见销路之畅旺。《概论》甫出，即有好评。胡适《日记》有这样的评论：“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亦有短处。他日当为作一评，评其得失” 。当然也有不同看法，亦见之于胡适友朋信札。傅斯稜曾告知胡适他的计划：“---闲暇或把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批评批评也未可知，因为他那部书太糟，就是梁氏太无学问，只以滑头的手段去作著述家，要知人外有人，人人不尽可欺的。” 然据现有资料，除却李详的《〈清代学术概论〉举正》一篇 ，公开报刊上少见有对《概论》的专门评论。胡适、傅斯稜二人拟议的书评似亦未作。
继《概论》之后，1924年梁启超将其在清华等校讲授“清学史”的讲稿整理后分别交《晨报》、《国文学会丛刊》、《史地学报》、《东方杂志》等陆续刊载，此即梁著“清学史”的又一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近三百年学术史》）。如同《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发表后，当时的公开评论亦不多见。
1929年梁启超逝世，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纪念文章中，几无例外地都谈到他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如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称：“惟其关于中国佛学史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亦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 被丁文江推许为当时纪念文章“**”的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一文，则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对于梁氏晚年的清学史研究，郑振铎认为“这也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一文中，关于清代学术一部分加以放大的。”而《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的有系统的一篇长论，但多泛论，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的结果。独有对于康有为及他自己今文运动的批评，却是很足以耐人寻味的。” 郑氏推崇任公《大势》之作，胡适则以切身感受印证此说，胡适回忆：“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分明。**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在其他纪念文章中，郑师许认为，《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几种书，“实在是梁先生*后的贡献予学术界的成绩，而后来研究梁先生的学术的人们所不可不读之书。” 缪凤林也称梁任公晚年“专精于《三百年学术史》及《文化史》”，天假余年，“其造福于史学界将无量”。 至1936年，郭湛波在其再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这样评价梁启超：“我以为他**的贡献，要算他有清一代的思想学术的整理，非他人所可比及。” 郭氏此论，或可代表当时青年一辈对任公学术的认识。
当然，也有对任公清学史著述不以为然或加丑诋者。张尔田评论《概论》即云：“尚论一代学术，谭何容易！梁本妄人，又笃信其师，安得不妄。” 钱基博则不满此前李详“举正”《概论》之“毛举细故，引绳及于字句”，而直指所谓“梁氏症结所在”，以为《概论》“于清学之前因后果，实未睹其大体”，具体言之：其一，“梁氏只知以清代考证学菲薄宋儒，而不知清学疑古精神及其治学方法，胥出宋儒”。其二，“梁氏叙考证学极盛之反响，为公羊今文学，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论”。即“不知前公羊今文学而非议考证学者”，有浙东史学一派；“并公羊今文学而批评考证学者”，则有陈澧、朱一新之兼采汉宋一派。其三，“戴震理欲之说，梁氏极意张大，以迎合青年之脆薄心理，得遂其纵欲长敖之私”。其四，“梁氏于桐城家备极轻薄，不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即推衍方苞之《周官辨》一书，其他康氏疑古之大胆的假设，由方苞引其绪者不少”。其五，“公羊今文学，梁氏自以学所自出，著意叙述，不知公羊今文学之张设门户，当以江都凌曙晓楼筦其枢”。其六，“梁氏叙孙诒让得统于高邮王氏父子，以为清代考证家之后劲”，不知“其学实渊源家学，而远承宋学之永嘉经制一派”。 然而，张氏评论见于友朋通信，属于私议；钱氏批评引据有徴，却影响有限，很少为人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