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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代变迁：从宽容的父母到“直升机父母” 如果我们现在思考，自己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子女的不同之处， 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参与和干预比我们的父辈想象的 多。这令我们十分惊讶。在有孩子之前，我们以为自己会成为宽松型的父母，因为这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式。但与我们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一样，我们的教养方式事实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现在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并非我们小时候接触的育儿文化。事实上，我们开始研究育儿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在于希望理解为何我们做父母时的行为和预期的如此迥异。
这种 多地参与孩子生活的行为被 的中产阶级父母们当成“标准”的教养方式，尽管在几十年前这种方式远非标准。我们为他们报音乐课和体育课，督促他们做家庭作业，安排游戏日，并和他们一起读书。此外，我们通常会密切监督他们，不是为了减少他们顽皮捣蛋的机会，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正确的事。相反，我们的父母从未做这些事，至少没有达到与之相当的程度。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大家都是自由地玩耍且很少参加有组织的活动。
，父母和老师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年轻老师瞧不起在他们眼中一些老派的家庭企图保留的一板一眼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在，老师和父母之间的权力发生了转移。老师承受了来自要求甚高、固执己见的父母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富人区。一些父母抱怨学校的课程设置过于平庸缺乏远见，另一些则埋怨老师不能察觉他们亲爱的小宝贝的天赋。
我们教养决策的选择和我们父母的选择的差异体现了 密集的教养方式的整体趋势，这一特征贯穿本书。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同时期发生的经济变化的反应。这并不意味，经济因素是决定教养方式的 因素。但是，回想40年前，我们的确意识到，当今父母的一些共同关注点在我们小时候几乎不存在。在德国和意大利，就读中小学和大学都是免费的，学校质量也基本没有差异（在这两个 都没有常春藤盟校）。一个人只要能够以压线的成绩从高中毕业，18岁以前在学校做的事情不会对其人生产生长期影响。我们没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也没有任何录取委员会对我们的课外活动进行评估。甚至对于没有去上大学的孩子，其前景也是光明的。在德国，低层次学校的毕业生一般会进入学徒项目，他们的收入（比如在附近的大众汽车厂工作）与教师甚至医生相差不大。当时，德国的失业率很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从敦促我们努力学习中收获甚少，因此，他们采取宽松的育儿方式并让我们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赢者通吃”文化的出现，经济不平等急剧增加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父母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子女可能落后于他人。因此，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敦促他们脱颖而出。当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越来越多的中上阶级的父母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以使其在学校取得不俗成就。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报率以及学业成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们会采取和父母不同的行为，以及采用 为密集的教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