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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明说，但阿多诺有可能用“写诗”指代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比如小说、戏剧等虚构性作品。我们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即使沿用真实的地名，甚至想象性地呈现历史名人，它对文字的运用也奇特地无涉现实。
自阿多诺宣告他严厉禁止写诗以来，许多作家，包括保罗？策兰和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在内的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无视阿多诺的禁令。他们要么写诗，要么创作其他文类的作品。假设那样的创作行为尚且可疑，那么花时间去“分析”那些文学作品得有多值得怀疑——即使那些作品属于所谓的“大屠杀文学”？不过，这却是我在本书中要做的事。
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阿多诺的禁令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呢？答案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文学是见证奥斯维辛的有力方式，无论那份证言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文学本身成为见证，特别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逝去的超过六百万的生命，并由此指引我们从记忆走向行动。以文学的方式作证，迥异于亲耳聆听受难者的哀号，而阿多诺在回想之后亦承认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歌可以表现后者。再者，尽管策兰有名句说没人能为见证者作证，但我的解读能见证我对这些特定作品的感受，从而有可能指向雅克？德里达意义上的“将到来的民主”（the democracy to come）。
正如大屠杀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的独特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例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写道：“我相信大屠杀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已有的种族灭绝事件中最特别的情况。如下两个因素把它和其他大屠杀区分开来：一是灭绝意图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说，纳粹帝国版图所及之处，以杀光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内的所有犹太人为目标；二是运用的手段——确切地说，就是调配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技术力量。”
虽然我同意奥斯维辛在上述两方面是独特的，而且几乎是无从想象的独特（接近的独特性抵制归化，因而拒弃理性理解或“想象”），但关于奥斯维辛的文学作品仍然可以得到某些表现类似事件的文学作品的呼应。请记住，类似事件不是相同事件，而是“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事件”的并置，这有助于理解类比的双方。本书构筑了一个本雅明式的星丛，融贯汇集了异质多样的内容：（1） 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反思奥斯维辛之后的共同体情形，称之为“共同体的焚毁”；（2） 弗兰茨？卡夫卡的三部预示奥斯维辛的小说；（3） 与大屠杀有着或多或少联系的四位作家——托马斯？基尼利 (Thomas Keneally)、伊恩？麦克尤恩、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伊姆雷？凯尔泰斯分别创作的四部关于大屠杀的小说，《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黑犬》（Black Dogs）、《鼠族》（Maus）和《无命运的人生》（Fatelessness）；（4） 托妮？莫里森（Tony Morrison）的小说《宠儿》（Beloved），这部伟大的小说紧扣美国历史特点——奴隶制及身为奴隶后代的上百万非裔美国人，对奥斯维辛做出了最为强有力的回应（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5） 德国及其邻国数年间发生的导致纳粹上台的变化与美国近来行动所导致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两者间的相似之处让人毛骨悚然，后者包括占领伊拉克，导致六十万甚至更多（据说目前超过一百万）的伊拉克人丧命，六百万人流离失所，而国内外姑息酷刑拷问，纵容非法监听，诸如人身保护等公民自由权受到侵犯。美国监狱关押的人口比例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关塔那摩（Guantánamo）监狱不是奥斯维辛，但也并非与纳粹“工作营”截然不同。“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技术力量”确实促成了我们的危局，它们自奥斯维辛以来就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发展。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正尽力扭转这一滑向法西斯的趋势，但对民主理想的破坏已经深入民族文化内部，难以根除。即使我们的军队正从伊拉克撤出，阿富汗战争的局势还是升级了。
没有解读接近不偏不倚、纯粹客观，它们都带有某些问题导向。如果讨论20世纪“共同体的焚毁”的意义构成了我的一个关注焦点，那么我的另一个关注焦点就是如何理解我所讨论的小说具有作证的意义。我也会不断回到言语行为对处于焚毁之中的共同体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来。最后，我还不断地思考：大屠杀的历史记录（包括其中的虚构成分）经常会展现一个主题，即想象、理解，甚至连记住奥斯维辛都并非易事；而我所讨论的小说，从卡夫卡经凯尔泰斯至莫里森的作品，却都让人气恼地决然拒斥对这些苦难做出清晰明确的阐释，这两者间存在何种共性？
大屠杀文学，虽尚存争议，但涵盖范围极广：历史记载、心理分析研究、回忆录、录制的证词、电影、诗歌、幸存者创作的小说、非集中营亲历者创作的小说，以及评论这些诗歌、小说的书籍，它们试图从某个特定视角观照整个大屠杀文学。这个主题至关重要，却也困难异常，常引发意见争锋、观点激撞。罗伯特？伊格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在其出色的《大屠杀和后现代》（The Holocaust and the Postmodern）一书中，广泛地评价了这一主题的文学，力图表明大屠杀对所谓的“后现代”具有决定性影响。例如，书中有几章将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及德里达的作品与大屠杀联系起来，让人叹服，还有一章讨论大屠杀幸存者创作的小说，不过其中凯尔泰斯只被略微提及，其作品《无命运的人生》更是浮光一现。
本书与伊格尔斯通关注的焦点不同。我试图将几部明显指涉大屠杀的小说与其他奥斯维辛前后创作的作品联系起来，在近来研究大屠杀对构建共同体的影响的理论视野中，探究上述作品的共性。我认为卡夫卡的作品预示了奥斯维辛，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回应了卡夫卡，而莫里森的后奥斯维辛小说《宠儿》具有卡夫卡小说的特征。在我所言及的作证的意义上，尽可能地细读这几部小说，这是我首要的关注点。前文中，我曾提及要探寻五个异质方面的共同之处，要使这样的类比得以成立、产生共鸣，必须对其中每一方面都做具体而微的细读，注意引用分析，并参照其他同样经过仔细推敲的文本。
本书中的不同章节间或提及我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进行讨论的社会环境，但该书不是“备忘录”，虽然它确实展现了我作品中的重要转向。这个转向当然源自个人职业发展历程，正如此书在献给雅各布？卢特（Jakob Lothe）以及致谢其他人时所表明的那样。我近著中的转向包括对共同体问题产生兴趣、多年后重读卡夫卡、试图面对大屠杀及大屠杀文学，并经由莫里森的《宠儿》，面对美国的奴隶制历史。这样的“面对”实属不易，很可能接近不可能。现在每当飞过辛辛那提机场，横跨肯塔基州的俄亥俄河时，我会想到这条河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曾构成一条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此种重现记忆（借用莫里森的表述）让我再次想起《宠儿》中这条河的作用，想起我自己经由弗吉尼亚祖先也与奴隶制有了联系。另一个相关的个人联系是近来参观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在第六章有更为仔细的描述。本书探讨的所有内容，于我而言都亟待个人关注，而不仅仅是客观的学术分析对象。近来美国不时出现的纷乱迹象引人思虑：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关塔那摩监狱，以非常规方式将俘虏引渡到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秘密监狱，还有对美国公民实施非法监视，等等。甚至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内，这些做法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不以史为鉴，注定要重蹈覆辙，这仍是一如既往的真理。本书所讨论的作品即是对历史的研读。
我查阅的若干照片，最初均从网络获得。通过谷歌，鼠标点击数下，就可获得许多照片集锦：有卡夫卡及其家庭的大量照片；有关于奥斯维辛的照片，其中包括最近发现的卡尔？赫克尔（Karl Hoecker）相册样照；有记录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系列影像资料——他们乘火车抵达，通过“遴选”（Selektion），直至步入毒气室之前的最后几分钟，仍茫然不知死神逼近；有大量反映美国私刑的照片，许多最初以明信片的形式传播；还有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作证的一种形式。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们或许体现了莫里森的《宠儿》中塞丝的宣告：没有什么会死去，一旦发生了什么，就将永远持续。卡夫卡的生活、奥斯维辛、美国的私刑和阿布格莱布，通过这些存于网络空间的照片，不断重现，一次又一次，永无止境，个人电脑只要接入互联网就可回溯。受现实所限，本书无法收入所有相关照片，但书中附上了对我思考和写作最为重要的那些照片的URL地址。能上网的人都可以找到这些照片，看它们如何见证。我敦促读者们都去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