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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多大？九十岁？唉唉，我哪有那么老，告诉你，我今年八十八，小得很呢，离九十还有七百多天呢。七百多天啊，年轻人，一天当中从日出到日落再到日出就有十二个时辰，七百个日出日落，长不长？够我活的啦！
我的眼睛好。我小女儿才六十，她不如我，包包里又是近视镜，又是老花镜，开车戴这副，看书又戴那副，麻烦得很。我不用。你看你手里拿那手机，随便点条新闻出来，我念给你听听，准保串不了字。
耳朵？耳朵也还行。右边行得很，左边差了点，不然我不会请你坐右边。抗战起头那年，一九三七年八月吧？我记得南京的街上还有拉藤瓜在卖，树上的蝉儿叫成一条声，到晚上还得泼水洒院子才能进屋睡觉，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你们是没经过那阵势，炸弹丢下来的时候，空气都烫得冒火星，教室里的玻璃窗户哐啷哐啷像是打摆子，挑担的、开店的、上学的、做工的，全都一窝蜂地跑啊，找到个防空洞就没命地往里钻啊，顾头不顾腚的，乱成一锅粥。有一天我们正上着课呢，警报响了，老师带着我们从教室里跑出来，半道上一个炸弹在我眼面前落地，轰隆一声炸飞了学校的门楼子，我连惊带吓晕了过去，醒来先奇怪这世界怎么成了无声电影，再一摸左耳朵被震出了血。自那以后这只耳朵就不大灵光。
那时候我家住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我爸爸黄裕华，自打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得了农学博士学位回国，就一直受聘在金大农学院任教，从教员做到副院长、院长。中国以农业立国，春耕秋收是了不起的事情，那个年代肯老老实实去学农的人，说句真话，都是存了一颗救国救民的大爱之心。抗战之前有个小麦良种叫“金大26号”，听说过没？哎呀我也糊涂了，你才多大呢，哪能听说过，你们年轻人，知道个袁隆平就算不错了。那个“金大26号”，母本还是美国教授在我们南京的麦地里发现的呢，就那么一株，宝贝似的挖起来，捧回学校，培育了八年，弄出名堂，算是我们国家科学育种的第一例。而后我爸爸学成归国，接替那个美国教授，又弄出一个更新的品种，叫“金大2905号”，粒大，出粉率又高，当年的亩产230斤，报上称为中国的“绿色革命”呢。
不说了，这方面的话，一说就多。总之我的爸爸，他老人家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大贡献的人。
回过头来还是说抗战。抗战一开始，政府就发布了动员令，宣布“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必须全民奋起，不惜牺牲，焦土抗战”。命令一下，全国的工农商学各行各业都响应起来啦，抛家别舍，离乡背井，上前线的上前线，去后方的去后方，争着抢着共赴国难，投身救亡运动，那真是弦歌不辍、薪火不灭、热血沸腾的时代啊。
那年我八岁。我的哥哥十四岁，姐姐十三岁，妹妹四岁，小弟还怀在我娘肚子里。金大内迁，租了三只轮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先抵汉口，又换上小火轮经三峡去重庆，再下成都，一路的辛苦艰难就不必说了。我爸身为农学院院长，押着从南京带出去的大批书籍资料、植物良种、实验器材，还要照顾院里的几十名师生，根本无暇顾及我们母子几个。可怜我娘，怀胎七八个月，挺着箩筐大的肚子，一手拉着我，一手搀着我妹妹，上船下船，有车坐车，没车走路，一双半大不大的解放脚打满了血疱疱，腿肿得按下去就见一个蚕豆大的坑，一张脸瘦到菠菜叶子大，竟然也咬牙撑到了成都，领着我们在华西坝上的一个小院里安顿下来。
那个小院有个好听的也是名副其实的名字：榴园。两层的小楼，红砖到顶，当中一个雕花门洞，进门是黑黢黢的嘎吱作响的木质楼梯，因为油漆剥落，扶手很糙，不小心捋上去的话，手心会扎上小小的刺。（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