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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选自《解读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过程》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斯泰尔（BennStell）所著的《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就是一部旨在揭示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过程的著作。在这部作品中，斯泰尔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两位经济学家为核心，通过对他们思想和心理的深入分析，来揭示这一体系是如何历尽曲折后“终成正果”的。斯泰尔以两位核心人物为圆心，以他们的思想和影响为半径，让一大批重要人物围绕他们进行活动、展开矛盾冲突，勾勒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特色。
在回顾和评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主流的观点都会认为，这一体系的建立，是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的风云之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时美国已然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盟主之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美元取代英镑而主导国际经济秩序是水到渠成的。这一观点当然无可厚非，但要以之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过程，却终究显得太过空洞和草率。斯泰尔认为，凯恩斯和怀特乃是塑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真正核心人物。作为英国和美国的利益代表，这两位经济学家各怀使命，展开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博弈。
凯恩斯和怀特各自提出了一个稳定货币的计划。两人都主张创立一个国际货币机构，在自由汇兑原则下稳定汇率，也都主张建立一种国际通用的货币单位。不过，他们争议的地方才是要害。
凯恩斯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清算银行，由这个机构发行货币无偿提供给各成员国，进行国际贸易结算。这种国际货币名为“班科”（bancor），以固定比例直接与黄金挂钩。国际清算银行与各国央行的关系，就像本国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一样。凯恩斯的一个明显用意，是要防止美国利用债主身份独霸经济领导权，同时为英国争取一些实际利益。
怀特则希望使美元成为黄金的同义词，他认为，美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凯恩斯希望赋予“班科”的那种国际地位，只有美元才有资格担当国际货币的重任，其他货币应该直接与美元挂钩。而且，怀特严厉批评了关于新的国际货币与各国货币同时发行流通的想法。
斯泰尔在书中详细阐发了“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的十多处相同立场，同时，也分析指出了在这些相同立场掩盖下两者的尖锐冲突。最终，在两大计划的对决中，已然蜚声全球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输给了“一战成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怀特。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最终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凯恩斯计划为补充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由此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其说，这是一场思想的较量，不如说是他们各自所处位置（伦敦和华盛顿）的对决。
以下选自《实业始终是强国之基》
美国历史作家阿瑟·赫尔曼所著的《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一书中，就为人们揭示了这段精彩纷呈却又鲜有人提及的幕后故事。该书围绕美国实业界威廉·克努森和亨利·凯泽这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展开，讲述了美国政府在战时如何高效动员私营企业快速将美军装备成世界不错大的武装力量。正是这些被战争动员起来的民用工业以及在兵工生产中得到锻炼的美国普通工人，不仅支撑同盟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助力美国在战后维持了长期的繁荣。
与美军将领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相比，克努森和凯泽多少显得有些寂寂无名。他们都出身平民，克努森从车间工人起步，后来担任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凯泽曾是纽约州偏远地区的问题少年，后来领导建筑企业联合六大公司修筑了胡佛大坝。而正是在他们的组织动员下，美国生产了二战中所有投入战争的同盟国军队装备的三分之二，包括8.6万辆坦克、250万辆卡车和50万辆吉普车、28.6万架军用飞机、141艘航空母舰、8.8万艘海军舰艇、5600条商船、43400万吨钢、260万挺机枪和410亿发子弹，当然其中还包括原子弹，以及超级轰炸机B29……可以说，没有他们对美国工业、技术和物资进行的令人惊叹的动员，就不会有同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
赫尔曼以生动的笔触如实地再现了美国在二战中的这段战备动员故事。自1936年以来，英国就一直在为战备动员它的工厂、
车间和造船厂，德国自1935年就开始这么做，而日本的战备则更早，苏联用于军备的开支更是美国的十倍。美国要如何赶上呢？
1940年5月底，“生产天才”克努森受罗斯福之邀，进入国
防顾问委员会，并于1941年1月出任新成立的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领导美国的工商业界从事军需生产。
当时的美国没有充裕的时间、没有优选的工厂、没有专业的人员，幸好，他们有强大的实业。尽管有着长达十年的大萧条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国的经济仍然具有世界上优选的生产能力。他们要做的，就是将庞大的工业潜力从民用工业转向为战争服务。作为通用汽车的前总裁，克努森罗致了全国优选的一批工商巨头，并亲力亲为地从一家企业到另一家企业，竭尽全力说服企业家们去准备这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反对的战争。
直到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美国对日宣战后，国会授予了总统广泛的权力以动员经济从事军工生产。克努森如鱼得水，不断加速推进他的战备计划。他协调1000多家汽车企业迅速转向生产飞机、坦克等军需装备。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在关闭了民用汽车生产线之后仅仅29天，就能够开始军需品生产，它最终生产出美国战争期间所有军需品的10%，其中包括成千上万台飞机发动机，为波音公司、马丁公司和北美航空制造公司生产了好几百种不同配件，甚至还为格鲁曼航空公司生产飞机整机。而那些制造缝纫机、现金出纳机和割草机的厂家，则制造雷管、望远镜座、炮弹和坦克等军需品。克努森就像一个魔法师，让美国工业界迅速转身，“民主兵工厂”一词，正是他的发明。
而凯泽，作为美国实业界的执牛耳者，具有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极低的代价高质量完成任务的很好能力。他的船厂，一口气建造了1490艘各类船只，除了有名的自由轮，还包括50艘卡萨布兰卡级护航航空母舰。1941年3月，生产一艘船需要64万个工时，而到1943年初，凯泽就将工时降到了35.2万个。更为奇绝的是，建
造最快的万吨轮罗伯特·培利号，仅仅用了4天15小时便成功下水。日本在战前计算美国军舰战时生产能力时，做梦都不会想到美国能挖掘出这么惊人的生产力。
美国之所以能够赢得二战，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其卓有成效的战时动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美国在二战中的军备生产记录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除了装备美国军队，大批军火物资还援助了从英国、苏联到中国的广大盟国，有力支援了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也为同盟国在战争中扭转局面奠定了基础。也许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的赞美是优选的评价：“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生产的武器，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
而这一“生产奇迹”的发生，离不开一批工商界精英的擘画，更离不开美国强大的实业基础。实业始终是强国之基，与其说二战是轴心国与同盟国在战场上的比拼，不如说是在实业尤其是军备制造领域的较量。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希特勒就发布过一道“元首指令”，命令德国工业开始一个“基于现代原则的大规模生产”，他所谓的“现代原则”，正是克努森的原则。然而，德国人终究难以拥有克努森的独门诀窍：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美国庞大的实业基地，并运用这一基地集中精力进行流水线式的军需生产。
二战中，受益于军事工业的发展，美国实体经济全面复苏，同时，欧洲和亚洲各强国却深受战争之害，使得美国迅速超越他们成为新兴的经济强国并一直得以维持。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使得其制造业不断萎缩，虚拟经济显著膨胀，最终导致实体经济严重“空心化”，并诱发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而言，赫尔曼《拼实业》一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如果没有强大的实业，美国不可能赢得二战；而今，失去了强大的实业，美国已然颓势毕现。和平时期的大国博弈，归根结底还是实业的较量。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特朗普为何一直信誓旦旦要推进“再工业化”，他的执政理念，何尝不是与赫尔曼所揭示的路径相契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