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制造假货可以做成一门生意，曝光假货也可以做成一门生意。
19世纪50年代，没人能想到供应纽约市的儿童牛奶，追根溯源竟来自约翰逊第十六街酿酒厂。每周，成百上千桶泔水一样的酒糟从地下管道流向附近的奶牛养殖场，那里生活着约两千头奶牛，一年下来，每头奶牛能给约翰逊带来近20美元的管理费。疾病缠身的母牛吃着泔水一样的饲料，躺在污秽恶臭中，等候挤奶工的到来——这样生产出的“泔水牛奶”和父母们渴求的健康牛奶相去甚远。贴有各个乡镇标志的运奶车成群结队地排列在畜舍外，牛奶经销商将泔水牛奶运往毫不知情的消费者手中，或者运往牛奶加工厂。在那里，工人在牛奶中掺入水和添加剂，劣质牛奶就摇身一变，成为“健康奶”。人们经常购买“纯正乡村牛奶”，却不知道这些混合物的真正来源。孩子们因饮用牛奶染疾，而由于诱发疾病的因素太多，父母们并不能确定孩子真正的病因。欺骗消费者为约翰逊和牛奶经销商赚取了大量利润，另一边，因为饮用假冒的乡村牛奶，越来越多的儿童开始生病。
弗兰克·莱斯利（Frank Leslie）用原创的图画和新闻曝光了假冒伪劣牛奶，并由此获得了一个简单的商业计划：提供定制新闻。1858年，《弗兰克·莱斯利新闻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还是一份图画和新闻混编的周报，它的竞争对手是纽约市的政党日报和《哈珀文明周刊》（Harper's Weekly Journal of Civilization）。莱斯利在1858年5月8日刊印的报纸中第一次对泔水牛奶进行了讨伐，强调了《新闻画报》与其他报纸的差异：
从一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准备奋战到底。我们绝不会夸大其辞，也不会不顾事实，美化丑行。我们等了太久，没有一家日报秉承严肃、认真、无畏、执着的精神追究这一事件，我们的等待不过枉然。各大日报的编辑们只关注政治新闻，或对切身利益有直接影响的当地新闻；而对于我们关注的事件，他们选择一笔带过。
这一报道让民众义愤填膺，也引发了对牛奶产业的严格审查。随后，《新闻画报》通过对比其他报社，说明了自家报道的影响，又一次强调了市场的竞争本质：“迄今为止，在打击纽约和布鲁克林的泔水牛奶交易方面，我们取得的成效已经超过了所有医疗界的抗议，以及纽约各家日报和周刊作用的总和。”文中指出，报道之所以影响巨大，应归功于《新闻画报》对图画的独特应用：
我们认为，只有诉诸视觉的报纸才能让公众在读完之后留下深刻印象；鉴于文字在唤起公民义愤、促进立法进程方面让我们大失所望，在新闻中附加图片势在必行。我们的想法获得了成功，这显而易见……畜舍里有一群遍体鳞伤、疾病缠身、散发着腐败气息的奶牛，而这些奶牛存在的专享意义就是让健康的孩子染上麻风病——成千上万名读者在浏览这些描述详尽的文字时打起了瞌睡，但当他们看见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病态画面后，不禁大为震惊。
《新闻画报》坦承“泔水牛奶”新闻使报纸销量上升，但坚称获取利润并非其动机：“本报虽然销量巨大，但我们获取的利润与已经支出且未来还要继续支出的成本不成比例。无人出手相助，但我们心甘情愿，我们付出的努力不会白费。邪恶由来已久，威胁着同胞的生命安全，而我们为同胞免受邪恶侵害贡献了力量。”然而，莱斯利鼓励读者购买下一期《新闻画报》，许诺将刊登更多调查结果。泔水牛奶调查的第一期报道里列举了牛奶运输路线，这些路线信息是由被称作“侦探”的工人/记者搜集到的。在列表末尾，《新闻画报》承诺：“我们的侦探团队将会继续夜以继日地开展调查，我们会在下一期披露他们的调查结果。更多有关邪恶泔水牛奶的内幕和图片将在下期登出。”莱斯利的调查性报道很快就为他带来了经济效益。历史学家迈克尔·伊根（Michael Egan）发现：
新闻流行的效果立竿见影，拯救了他的生意。1857年，莱斯利自称拥有9万户订阅，但彼时，他正和新创办的《哈珀文明周刊》进行激烈竞争。而1858年末，莱斯利扬言《新闻画报》订阅已增至14万户，连带特刊销量也显著上升。基本可以确定，莱斯利对泔水牛奶进行调查是订阅量上涨的直接原因；在调查过程中，莱斯利不断缩减并最终取消八卦专栏，腾出位置给新闻和社论。
莱斯利的《新闻画报》通过报道约翰逊第十六街酿酒厂和奶牛场的日常运营，向世人揭露了商家利用泔水牛奶坑蒙拐骗、危害社会。读者看到了一幅幅素描：拥挤肮脏的畜舍；酒厂外一头奶牛奄奄一息；带有“韦斯切斯特郡”虚假标示、亮锃锃的运奶车停在畜舍外面；甚至还有肢解已经“腐烂”的奶牛尸体，旁边堆着肠子的场景。多期《新闻画报》披露了接收约翰逊牛奶的房屋和工厂的地址。该报纸的“侦探”也记录了运奶车的名字。一些运奶车打着“橘郡”和“韦斯切斯特郡”的旗号，另一些则没有名字。慢慢地车主也有了警觉，他们开始把运奶车上的名字盖住。莱斯利指出，“泔水场长”约翰逊另外用谷物和干草饲养了一头奶牛，产出牛奶供自己一家饮用。画报还刊登了目击者的证词：市议员迈克尔·图梅——在出任“泔水牛奶调查委员会”主要领导后——到访约翰逊位于第五大道的“宫殿”（即约翰逊的家），并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搜集牛奶市场中弄虚作假的证据，并查明其政治保护伞并非易事，莱斯利在系列报道的第一期就提到了这一点：
他们绞尽脑汁阻挠我们调查真相、绘制图画。我们的画师被人丢石子、捅棍子；我们的侦探被人从车里拽出来，车子被人砸烂后扔到河里。有人威胁我们的朋友，说要宰了他们或烧了他们的房子。简言之，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阻挠调查和曝光，但我们绝不会放弃，一定要让这个杀人的产业体系大白天下。
“泔水牛奶运动”在新闻业备受瞩目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在“扒粪运动”（Muckraking Movement）诞生的40余年之前，莱斯利就已经使用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新闻形式：调查性报道。在他人（包括牛奶商和为牛奶商提供保护伞的政客）企图掩盖真相的同时，该系列报道通过原创内容，向公众披露了至关重要的新信息。系列报道向我们展示了：通过改变市场和政界中的信息分布，人们可以改变权力分布。报道产生的短期影响包括：人们开始清理畜舍，经营纯奶的商人获得更多机会，消费者对有关牛奶产地的骗局也有了警惕。长期影响包括：支持奸商的政客倒台，后来纽约州出台了旨在取缔泔水牛奶交易的法律。读者喜爱耸人听闻的故事，这增加了报纸发行量，也带来了新的广告主。
莱斯利曝光假货事件展示了媒体利用调查性报道，通过提供“人无我有”的图片和文本助力新闻业务的可能性。他在报道中引入了数据分析，和现代“数据新闻”有些相似。“侦探”们将运奶路线、收奶地址、运奶数量（通常会记录数量，单位是罐或夸脱）、运奶车名称记录下来，并将数据整合在一起。数据还有别的来源，比如其他报纸或杂志刊出的关于泔水牛奶化学成分和纽约市儿童死亡趋势的报道。
莱斯利曝光泔水牛奶是关于第十六街最有名的调查性报道。然而在《纽约时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报道中，记者也记录下了第十六街上出现的问题。下面是一些样本：两警官因未打击鸦片馆被控玩忽职守罪（1893）；一幢五层公寓失火事件暴露出的违法行为——煤气被断，走廊也没有照明设备（1900）；尼克·“蟑螂”·吉利亚因在餐馆贩卖瓶装酒被逮捕——其在被捕过程中还试图贿赂便衣警察（1943）；四名犯罪嫌疑人在席麦科进口公司被捕，罪名是将低价进口手表换牌子，冒充精工和欧米茄手表（1977）；环保局对勒曼服装店下达了多项噪音违规通知：同一幢楼的租客多次举报，说自己可以听见勒曼店面里发出的空调噪声、员工噪声和音乐噪声（1999）；200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数百名示威者被逮捕，包括很多在第十六街活动的示威者，曼哈顿检察官认为逮捕错误，市民投诉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指出警察在滥用职权（2006）。
《纽约时报》采用原创报道的形式披露了一部分位于第十六街的公共机构和私人公司的运营情况。1882年，一名记者调查了布莱克威尔岛上的天花医院，认为其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这名记者发现该医院的医生每天都会使用东第十六街的渡口，这种行为可能会扩大天花病毒的传播范围。在各媒体都热衷于报道消费者新闻的时候（1975），《纽约时报》发明了测试商家是否存在欺骗消费者、滥收费行为的方法：把一辆有点小毛病的汽车（拿掉固定汽车节流阀的夹子）送往多个汽车维修店（其中一家在西第十六街）。结果是：“本来是一个很容易察觉、修复的小问题，但24家维修店中有13家要么接近没找到问题所在，要么推荐价格昂贵、没有必要的维修服务。”1977年，“一份《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显示，一项旨在为残疾人训练护工的项目因为管理不善、欺诈等原因，拖欠了数千名参与人员的酬劳，并浪费了数百万美元。”一名记者耗时两周，每日与“成百上千名在曼哈顿东第十六街109号等待领取酬劳、满腔怒火的参与者交流”，完成了上述调查。1999年，一篇题为“找停车位难？警察有诀窍”的文章提到，“一辆贴着警官个人停车许可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停在了史岱文森广场公园东第十六街入口处，旁边立着‘严禁停车’的标志牌。”调查文章指出“警方否认了有关其并未做好自我监督的指责”，这也印证了一个从罗马时代就一直存在的谜题：“谁来监督监督者本身？”
司空见惯的法律纠纷和腐败事件并不意味着第十六街是一条异于寻常的街道。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条存在了将近200年的街道，它所在的城市足够大，城中有足够多的媒体去记录政府开展的调查，这些媒体也会偶尔出具自己的调查报告。直至今天，在一个人们可以自己找到更多信息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媒体去甄别、分析政府机构和企业团体的运营活动。
1853年，约翰·穆雷（John Mullay）在《纽约及毗邻地区的牛奶贸易》（The Milk Trade in New York and Vicinity）一书中设想了如果民众持续接触揭穿伪劣牛奶的信息，他们会作何反应：
如果布告张贴在全城和城郊的每一条街道，上面写着醒目的文字：纽约、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和泽西市的居民每年花费300万美元购买劣质奶、泔水牛奶；花费将近50万美元去购买纯牛奶和非纯奶里掺的水；这些地区的居民消费的牛奶中有2/3都是假货。人们看到上面的布告，比如你看到这些布告，会不会感到难以置信？人们会不会对受害消费者的漠视感到诧异？人们会不会对市政当局保持沉默、近乎默许的行为大声疾呼：“警察究竟在哪里？”
当下，数据无处不在，社交网络使人们的自我表达变得便捷、丰富，传递信息的费用也较以往降低。这意味着比起19世纪50年代，现在我们更容易得知第十六街上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市政府要求餐馆张贴卫生监督机构颁发的卫生评级，供消费者检查。纽约市健康和心理卫生局向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供搜索的在线餐馆数据库。在市场、酒店、餐馆目击食品安全违规行为的居民可以直接拨打纽约市的311热线或者登录311官网举报。失望的或因食品问题生病的顾客还可以在推特或Yelp上发泄不满。现在的智能手机就好比放在口袋里的布告，搜集食品安全问题的证据不过是举手之劳。
尽管推特可以让你远离某一家不卫生的餐厅，但是总结大量餐厅数据，并找出数据后隐藏模式的成本巨大，绝非某一食客或顾客可以承担的。监控、分析、调查需要大笔费用，媒体机构可以通过收取订阅费和刊登广告的方式分摊成本，将数据和故事结合，从而探寻城市生活更深处的真相。《纽约时报》利用市政府的数据库创设了自己的数据库网站，人们可以按照地点、菜式和违规类型这几个标签分门别类进行搜索，更加易用。同时，《纽约时报》也对政府卫生监督机构的评级系统进行了跟踪报道。其中一篇文章指出政府的“评级系统过于粗糙，因为同一评级的餐厅之间质量差异巨大。在纽约市，评级为A的餐厅究竟品质如何？不好说。仔细研究数据，我们发现一些餐厅十分可疑，处在A级和B级之间的临界点”。
在2012年，如果第十六街某一家餐厅的就餐体验很差，你可能会在离开餐厅时打电话告诉你的朋友。但你也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的部分信息透露给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国安局一直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通话数据。在“9·11”事件后，国安局搜集的数据包括电话的主叫号码和被叫号码、通话时长、通话时间。2013年，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提供了美国国安局监听美国（包括国际）通信的文件证据，两家报社进行了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际社会对此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展开了激烈讨论，两家报社也因此获得2014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通过上述事件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多屏幕”（如电视、笔记本、智能机、传感器）时代的信息爆炸为政府暗中监视私人生活提供了新方式；数据复制和传输的便捷性意味着任何一个人——如切尔西·曼宁和爱德华·斯诺登——都有能力向外界泄露成百上千份政府文件；然而，想要全面解读纽约市第十六街（或美国其他任何一条街区）中机构的运转，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有文件搜索能力、分析能力、写作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记者团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