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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上下的反省

安内与攘外两线作战,增兵增饷,搞得民穷财尽,等来的结果,无论安内还是攘外,都是惨败,了无起色。当初杨嗣昌为了围剿流寇,在赋税正额之外加派剿饷,皇帝批准实施,信誓旦旦地对百姓表示,累吾民一年,待到消灭流寇除掉心腹大患,就可以取消加派。殊不知,流寇愈剿愈多,杨嗣昌又提出练兵的主张,要各个边镇抽练精兵七十三万。由练兵而来的,自然是增加军饷,于是乎在剿饷三百万两之外,每年又加派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落实到地方政府,练兵不过是一个幌子,兵没有练成多少,却借机搜刮民脂民膏。崇祯十三年,刑科给事中孙承泽上疏剖析加派剿饷、练饷的流弊,令人震惊: 

迩因寇祸益深,皇上特遣阁臣杨嗣昌秉钺躬剿,凡征兵、索饷之事内呼如雨,司农(户部)臣初应之以新饷,继应之以剿饷,再应之以练饷。惟恐须臾稍缓,无以慰任事之心,且有以开卸事之口,盖已竭闾阎之膏血,惟命是听矣。

然孰知军前之需,取之部额者有限,而私派之地方者,正无纪极也。忆臣待罪县令时,倏奉一文: 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 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 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项钱粮,后日作何销算?惟曰: 迟误则以军法从事耳。州县之吏凛凛恐后,间有借支正饷,以救目前之急者。然派之里下者,则比比矣。

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而行间之臣止计目前,不计远大,于是绵延数省,无一宁宇。使从贼者无复还乡之望,为民者徒为沟壑之填。岁即丰稔万亦难当,况今值此百年未有之荒灾也……此果剿饷乎?练饷乎?是驱民而为贼也!

剿饷、练饷本为剿灭流寇,结果适得其反,闾阎之膏血耗竭,天下没有一处可以安居乐业之地,等于是在驱民为盗,结果自然是愈剿愈多,愈剿愈烈。

崇祯十四年四月,皇帝命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会勘杨嗣昌的罪责,各官一致议定五条罪责,其中四条有关安内与攘外战争的过错,如:“抗修义州明旨,弃而不守”;“屡抗战守明旨”;“隐匿失事不报,即福襄二藩被害已久,尚掩匿说谎,转换支吾”;“虚饰捷级”等。最为严重的是第三条:“首倡聚敛,一议加剿饷三百万两,再议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旧派,每年加二千三百万,致天下民劳财尽,群起为盗。”国家每年的正赋不过四五百万两,而加派竟然达到二千三百万两,是正赋的四五倍,地方政府与军队乘机敲诈勒索,又不在这个数目之内,使得千千万万百姓无以为生,只能“群起为盗”,其危害性远远在“失陷封疆”之上。

礼部侍郎蒋德璟用“不能农”、“不敢农”、“不肯农”,来刻画三饷加派的危害性——瓦解了农业社会的基础: 

惟是频年旱蝗,内外交讧,加以三饷(辽饷、剿饷、练饷)重叠,民不聊生。诚恐劝农之心虽勤,而民尚有不能农、不敢农、不肯农者。流亡满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顾,何从得牛寻种?是不能农也。三饷逼迫,才一举犁,催征已至,胥隶牌票狼虎噬人,谁不望而却走?是不敢农也。富者以逐末为利,黠者以充衙役,纵游惰为利,甚且以充兵为利,投贼为利,而最穷苦莫如农,是不肯农也。无农则无粟,无粟则无民,亦且无兵,此非急核蠹饷,严除加派,则农夫终无乐生之日也。

皇帝朱由检为了挽回民心,宣布大赦,就是因为看到了“闾阎凋敝无告,灾黎穷困已极”,“兵民戕杀,几无宁日”。他在谕旨中说: 

时事多艰,闾阎凋敝,灾黎穷困已极。目前更望饱得甘霖,百姓苏生,倒悬可解。况今畿内、山东、河南等处,流(贼)土(贼)猖獗,兵民戕杀,几无宁日。甚至人人相食,朝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悯恻。又边氛未息,议调多兵,势必措饷。然催征原非得已,惟恨贪官奸吏借此作弊,额外朘削有限民力,其苦何堪!至于倚上凌下,民受冤抑,无所控诉。

他列举制度性腐败的种种表现:

一是官吏行酷,暗害民生;

二是谳狱不平,奸良颠倒;

三是绅衿土豪,骄横侵霸;

四是藩王宗室,暴虐恣睢;

五是勋戚及内外官员肆行扰害;

六是犯法罪人情轻法重,因官吏勒索不遂,故意延捱不结,竟至瘐毙;

七是情面嘱托,一味行私,多方出脱,而大奸漏网;

八是文武各官不实修职业,惟营一己之私;

九是蒙蔽隐徇,朋比作奸,罔念军国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