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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随着理学的展开，逐渐诞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哲学系统，王阳明的心学便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当我们回顾近四百余年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时，总是不能不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作为理学的分支，王阳明心学的形成以理学的演变过程为其历史前提，要把握心学的理论内涵，便应当对理学衍化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考察。
一、性即理及其他：形上本体的强化
心性关系是理学所辨析的重要问题，正是对心性的关注，使理学常常被称为心性之学。首先对心性关系作系统考察的，是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
在程朱那里，心泛指一般的精神活动及精神现象，并与人的感性存在相联系。二程说：“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二程遗书》卷－－ilk）与身相对的人侧重于类的本质，身则首先与个体的感性生命相联系。主于身既意味着心的灵明知觉对形体的制约，又蕴含着感性存在对心的渗入。
心作为灵明知觉与感性存在的统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本然（本来如此的形态）。从本然到当然（应当达到的形态），便涉及心与理、心与性的关系。朱熹认为，心与理并不彼此分离：“心与理一。”（《朱子语类》卷五）理与心的统一并不是指心与理彼此等同或融合为一，它具体展开为心具理：“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同上，卷九）所谓心具理，也就是理内在于心而主宰心。具于心之理，也就是性：“理在人心，是之为性。”（《朱子语类》卷九八）在程朱那里，性和理的关系与心和理的关系颇有不同，性作为在心之理，与理具有同一性，在此意义上，程朱一再强调性即理：“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同上）心与理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包含关系，所谓心具众理、心包万理，都点出了此义。这种关系所侧重的主要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心以理为内容，理为心之主宰。这样，按程朱的看法，讨论性，诚然可说性即理（此“即”有合一义），但谈到心，则不可在相同意义上说心即理。
在对心与性的内涵分别加以解说的同时，程朱又对二者的关系作了规定。朱熹曾以太极和阴阳比喻性和心：“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朱子语类》卷五）太极在程朱那里常常被视为理的优选形态，阴阳则是气；正如在天道观上，理决定气一样，在心性关系上，性决定心。心与性的如上关系，往往被更简要地概括为“心以性为体”（同上）。可以看出，在心性之域，程朱的注重之点更多地在于确立人性的至上地位。
从性为本体的前提出发，朱熹批评“以心来说性”（同上，卷四）。以心说性意味着将性还原为心，或者说，以心来规定性。与之相对，程朱更倾向于化心为性。这一点，在以上分析中已不难窥见，而在人心与道心说中则可进一步看出。人心主要与人的感性存在（形体）相联系，道心则出于普遍的义理，并因此纯而又纯。就其以理为内容而言，道心与性相通，事实上，朱熹亦肯定了这一点：“性则是道心。”（《朱子语类》卷六一）在程朱看来，人心与道心的合理关系应当是人心听命于道心，而以道心为主则意味着化人心为道心：“以道心为主，则人心亦化而为道心矣。”（《答黄子耕》，《朱文公文集》卷五一）就其内在逻辑而言，化人心为道心与化心为性乃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二者指向同一目标：即以理性本体净化感性之域。P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