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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
刘统
红军长征作为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红军长征的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并非人所共知。当年开始长征的时候，谁都没想到会走两万五千里。陈云被中共中央派往共产国际报告时，讲的是“西征”。给长征命名的是*，他在1935年12月的报告中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从此，“长征”一词被载入史册。
长征的故事是怎样流传的？过去一直认为美国作家斯诺1937年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是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斯诺依据的资料来源于何处？就是我们要向读者介绍的《红军长征记》。
一
《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物资匮乏，困难重重，面对国民党军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红军的生存极为艰难。*当时希望通过向国内外各界募捐，缓解陕北的困难。1936年8月，美国记者斯诺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秘密进入陕北红区采访，*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与杨尚昆联名给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为《长征记》征稿事的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同时，*又给各部队首长发电报说：“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的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莫忽视。”
在*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很高，张爱萍写了18篇，童小鹏写了7篇。李一氓在巡视部队的旅途中，抓紧空余时间一路走一路写，完成了3万字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主编，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头编辑。徐梦秋写的“关于编辑的经过”说：“到了月中旬，有望的氛围传来了，开始接到来稿。这之后稿子便是从各方面涌来，这使我们骄傲，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以字数计，约50万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
“我们怎样来采录整理和编次这些稿子呢？我们决定以下几个方针：一、同一内容的稿子，则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技术的工拙，来决定取舍。二、虽是同样的内容，散在两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还有不同的内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爱。三、有些来稿，只是独有的内容，不管文字通与不通也不得不采用。四、有些来稿虽然是独有的内容，但寥寥百数十字，而内容又过于简单平常，那也只好割爱了。五、来稿中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给予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六、编次的方法，是按着时间和空间。此外关于统计等等，是依着命令报告各种日记和报纸汇集的。”
刚到红区不久的女作家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长征记》的编辑工作，被稿件的内容深深感动。她写道：“新的奇迹似的事态，跟我又发生了，这便是记长征的《二万五千里》。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浏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肢，躺到编辑者的桌上。”
经过加工修订，编委会选定110篇，30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并誊写了几部。《红军长征记》的征稿是在陕北的瓦窑堡，编辑工作在保安县，1937年2月底在延安编完，这是由长征亲历者写成的原始记录。斯诺在陕北采访过程中，除了与*等中共领导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还获得了中共提供给他的许多资料。斯诺说，他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1937年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红军长征的故事就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开来。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情况。其中许多生动的情节直接引用了《红军长征记》。如讲述红军经过贵州茅台品尝茅台酒的一段，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讲述红军在草地断粮的情形，引自舒同的《芦花运粮》。文后附录了《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红军长征记》后面的附表完全一致。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幽谷”是化名“王牧师”安排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在红区活动时也得到了部分《红军长征记》的原稿，据此改编成文章，交《逸经》杂志社社长简又文（别号“大华烈士”）发表的。《西引记》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半个月后，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转载了这篇文章。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黄峰编《第八路军行军记》；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赵文华编《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月，复兴出版社出版了大华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都是在《西引记》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随着斯诺的著作译本出版，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然而，《红军长征记》却迟迟未能出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编辑工作完成之后，因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红军长征记》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出版的话”中指出：“《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半以上了，期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现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损毁或遗失）。本书的写作，系1936年，编成于1937年2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这个延安的内部版包括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由于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国内现在已极为罕见。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2002年发现了一部朱德签名赠给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延安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弥足珍贵。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零星出版了一些选本。如1947年9月冀中新华书店出版的陆定一等著《长征的回忆》、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红军长征故事》、1948年10月东北书店出版的萧华等著《长征故事》，都选录了《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但篇幅很少，只是作为传统教育的读本，远没有体现《红军长征记》的全貌。
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第1—3期重新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重印序言”说：“本书原名《红军长征记》，是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同志们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集体写成的。1936年春由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发起征稿，1937年编成，1942年由总政治部在延安出版，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因为当时条件困难，印书用的是草做的纸，不易阅读，也不易保存；印数也很少，现在所存无几。为了保存史料，决定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重新印行。重印之前，将错字校正，尽可能加了些补注和附注，文字上略作修改，并删去了很少几篇。但凡是有些史料价值的，统统谨慎地保存下来了。”重新发表的《红军长征记》，内容包括文章95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4份。因为《党史资料》是内部刊物，所以读者很有限。
195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一个选本，包含《红军长征记》的回忆录51篇，诗1首，附表3份和4篇综述文章。编者有感于《红军长征记》反映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情况，没有包含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在书中又附加了缪楚黄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将长征经过做了一个全面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