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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同音近与形近省文之“讹变”
陈正治教授常年研究儿童文学、语文教学及修辞学，相关著作甚多，获奖指不胜屈，且著作多数为畅销书，嘉惠菁菁子弟，久已蜚声海内外。近日，他又将自己在《国语日报》专栏《挥别错别字》所撰写的二十五篇文章汇编成册，我读后大为叹服。陈教授此书以研究心得为基础，将学术通俗化，运用深入浅出的笔墨、妙趣横生的语言，循循善诱地帮助国人纠正容易混淆的错别字。毋庸置疑，这是一本对语文教育非常有益的好书。
一个字的构成，包含形、音、义三部分，陈教授就是从这三方面来辨析文字发生“讹变”的缘由。他提倡了解字源，以义辨字，颇能切中肯綮。
辨别错别字，不仅可以使人准确使用文字，还可以破解争论已久的学术问题。我曾经就通俗文学中所惯见的音同音近与形近省文而终致扑朔迷离、莫知所由的“讹变”现象，推其本而溯其源，考证戏曲角色“生旦净末丑”的来龙去脉，从而还原其“名义”。举“旦”为例，说明如下：古代有乐户制度，乐户专门从事歌舞娱乐等表演，其女伎常称为“姐”，而民间书写时或因省文，或因字形相近而成错别字。于是，“姐”字在宋杂剧中被误为“妲”，在金院本中又被省作“旦”，在元杂剧作品集《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既被省作“且”，又被讹为“旦”。最终“旦”字被“定型”，用来作为戏曲女主角的符号。而“旦”的本义是太阳在地平线上，意为“清晨”，以此作为“女主角”的符号，岂不教人莫名其妙。又如元杂剧中的“卜”“卜儿”，字义为“占卜”之“卜”，却明显是指“老妇”。若论其“本然”，连王国维都被搞得晕头转向。而我发现，元人俗文中“爹娘”的“娘”多写作“女卜”，于是恍然大悟，判定“卜”字原是由“娘”字省文而来。至于 “卜儿”之“儿”字，只是“词尾”而已。再如顾颉刚当年论证孟姜女故事的“源头”为春秋时代齐将杞梁之妻哭夫，接近运用俗文音同音近“讹变”的原理，将从全国各地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整理归纳，得出其“讹变”过程：“杞”字较生僻，于是因形近而讹变为“氾”；“氾”字民间认为不宜作姓氏，乃根据音近音同而写作“范”或“万”；而“杞”也因读音而有“启”“喜”附从出现；“梁”较诸“良”，则音同而笔繁，因而为“良”所取代。最后“杞梁”被世人约定俗成为“万喜良”而通行各地。其间所谓“泛梁、范启梁、万启梁、万喜梁、范喜良”者，都是某种“讹变”的形式。凡此亦可证知陈教授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其来有自，非常正确的。
陈教授从字义出发，正本清源，辨别错别字，这一方法自然得其三昧。只是如果再能从复词结构入手，似乎会更加全面。
复词结构以字音字义为基础，据我所见：其以字义者有组合式（蓝天）、组合式合义（大门）、同义式（美丽）、同义式合义（宰相）、反义式（是非）、反义式合义（远近）、反义式偏义（兄弟）、子句式（山青）、子句式合义（翻身）；其以字音者有双声式（芬芳）、叠韵式（窈窕）、叠字（飘飘）、带词头式（老师）、带词尾式（马儿）、状声（哗啦）、状声合义式（蟋蟀）。我想，若能认识复词的结构，肯定会对辨识错别字有所帮助。限于篇幅，我就不进一步举例说明了。
最后我还是要说，读陈教授这本书，可以在轻松有趣中获益良多。
中国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曾永义
好玩又有效的《有趣的中国汉字》
陈正治教授是我的同事，也是我非常景仰、钦佩的一位教授。陈教授曾与我同在一个研究室工作直至退休，所以我对于他的为人、治学、教学非常熟稔。
陈教授温文儒雅、忠厚笃实，是一位谦谦君子。我常听到许多学校同仁及他的朋友赞美他的修养。在治学方面，陈教授十分认真与严谨。他阅读广泛，实事求是。他的组织能力与条理功夫乃是青少年学生学习的典范。淡江大学研究诗词颇有成就的陈庆煌（字冠甫）教授，曾在考试中心与正治教授一同评阅高考作文试卷，几天的相处，便被正治教授的魅力折服，并将“正治”二字嵌于句首，写了一副“正心诚意弥敦厚，治事宏文尚本真”的对联送给他。这副对联，深刻、妥切地表达出陈正治教授严谨、踏实的治学风格及为人忠厚、亲切的性格，我觉得诠释得非常贴切、允当。
陈教授专研儿童文学、语文教学及修辞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例如他的《语文教材教法》《修辞学》《童话写作研究》《儿童诗写作研究》，对目前研究小学语文教学、儿童文学以及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陈教授也非常关心儿童的阅读和语文教育。他除了撰写《大楼换新装》《老鹰爸爸》《聪明小童话》《新猴王》等儿童诗和童话书，也写了几本介绍语文知识的书。例如《有趣的中国文字》，该书自出版以来，三十多年间，获奖无数，直到现在仍是畅销书；《儿歌bpm》（现新修订为《快速学会bpm》）一书，卖了十多万册，是幼儿学习汉语拼音的极好教材。
错别字带来的问题，往大了说可能“一言丧邦”；往小了说，也像一根刺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