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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都杭州
时机常会把事情安排妥帖。公元1126年，当马背上的蛮族女真人以雷霆之势攻占宋王朝的国都(即今日的开封，位于黄河流域)时，南迁便开始了。不过，当时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出杭州注定会成为新王朝的行在。它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边远省份的省会，坐落于浙江口，距离主要的商道相当遥远。二帝及其廷臣，一行3000余人，被蛮族押送到沈阳以远的地方。一个逃脱的皇子于公元1127年在南京称帝，尔后便在游牧民族侵袭之前望风而逃：有时候逃到长江中游的城镇；有时候再向东逃到扬州，大运河在那里与淮河相接；或是逃到长江右岸的镇江，江水经南京流到这里；又再向南逃到苏州，接着是杭州。这些地方的城墙均不足以抵御侵略。但相比起来，高宗多次停留过的杭州，却比长江流域的城池更易于防卫。若要抵达那里，须先经过一片布满无数湖泊和泥泞稻田的地区，这使得骑兵难于展开。在开封失陷10年后，局势恢复平静，中国划淮河而分为两半，淮河以北为蛮族所据，以南则属于汉人，而皇帝终于选杭州作为都城。
宋高宗之所以作此决定，既不是出于杭州城的重要性，亦非鉴于它过往的历史。只有南京才一度当过南方小朝廷的京城(317—590)，那里似乎更值得考虑被当作天子的居所。除了与受入侵威胁的地区有适当的距离间隔之外，杭州只有一个好处：它那令人流连的风光。城西的湖泊以及环湖的优美山势，使得它至今仍是中国最有魅力的胜景之一。人们在13世纪对它的描绘，虽然与某位学者的下述铺陈比起来尚不免相形见绌，却兴许足以引我辈入胜了：“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
杭州的秀丽当然会在选都时成为一个考虑的因素，而此事一旦定夺，它在地理形势上的诸般好处亦开始显露出来。在长江和东南沿海之间当时正有若干大商埠崛起(其中首要的当推福州与泉州)，而就在杭州成为京都的同时，它也注定要成为蓬勃兴起的新的南部中国的大商业中心。考虑到当时的实情，杭州作为一个扩展中的城市，还是比古旧的南京更适于作为首都，后者正处于衰退之中。
事实上，人们并无热情去把杭州当成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直至12世纪中叶，皇帝及其廷臣仍然对是否要较为安身于杭州犹犹豫豫。他们不合得花钱去改善居所，说只要能遮风挡雨便足矣。而只有较北边县中的官邸，才是皇帝以及主要行政机构惯常居住的地方。临时宫殿的主要门柱之间距，其宽度不超过一二百柞。到1133年，才勉强决定在皇宫(以前的县衙)南门修造一条遮蔽路，以便百官在雨天中能不再在泥泞中穿行。而直到1148年，才又决定把宫墙扩建至东南方，但其中的建筑物仍然稀稀落落，且装修不足。两座主要的建筑物，高只有60英尺，宽则不超过80英尺。总体来说，它们并不比一所大的县衙富丽和奢侈多少。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朝廷并未习惯于外省的生活，而长期对此持保留态度。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杭州城本身有任何抵触，而是由于100多年以来皇帝及其朝臣均始终怀有收复北方各省的夙愿。而杭州也从未获得过作为国都的名义。它只不过是皇帝的临时行宫而已一一在中文中称为“行在”，而在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行在”一词均被改作Quinsai，或Quinsav、Kinsay等等(尽管杭州已被蒙古人占据，这个名词却一直与该城相连)。朝廷当时落脚于此，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种权宜之计的后果却是巨大的：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这座中等规模和具有外省特点的城市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庶和最享盛名的都会。在13世纪末叶，杭州城的生机勃勃、豪侈美丽使得马可．波罗为之倾倒。他很少能领悟到，如此一座伟大的城市竟是从如此质朴无华的起点上发展出来的，他也想不到，宋代皇帝竟是如此半心半意地把它当成都城。
杭州城的城址在宋代以前有过变动。在早些时候，由于考虑到缺乏足够的灌溉用水及饮水，曾有人想到过开挖一个人工湖泊，该湖将因修造一条堤坝截留住周围群山的水源而形成。到了公元7世纪，杭州城才最终坐落在现在的地方，位于一块1—2英里宽的狭窄冲击沃土之上，这块土地又夹在浙江左岸和那个湖泊之间，浙江由此通向人海口，而那个湖泊又在杭州城以西近2英里处。7世纪初修筑的城垣就是根据这里的地形而建的，它长11英里，从南到北大致构成了一个长方形。这些城墙到宋时又向西南扩展，遂形成了13世纪的城垣。它开了5座大城门，运河即经此城门流过；又开了13座门楼，城市的大街直通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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