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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价飞涨、不断的动荡时局之下，这条新闻虽让人感到扬眉吐气，却无法博取更多关注。在众人眼中，这是茶余饭后的一桩好谈资，足以用来证明“中国人不比洋人差”；至于张博士所从事的研究，不论是哈佛还是经济，那些象牙塔里的书生摆弄的道理，实在艰涩难懂，且离百姓日常生计太远，着实难以让人提起兴趣。
没人能够看到未来，张培刚自己也不能。
六年前的秋天，二十八岁的张培刚通过庚款留美考入哈佛大学，那一年里，该校经济学系博士论文是《经济理论运算的重要性》；“大卫·威尔士奖”的获奖者名叫保罗·萨缪尔森。而六年后，张培刚的这位师兄正是在此篇长文基础之上写就了《经济分析基础》，并主要凭借这本著作在二十三年后，踏上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在五十五岁时，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那也许是的荣誉。
而在1947年，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三年，三十四岁的张培刚凭《农业与工业化》与六年前的萨缪尔森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但此时的中国，内战正酣、不断、民生艰难；国统区物价飞涨，社会飘摇动荡，几乎放不下一静的书桌。
那时，城市里的国共暗战蓄势待发。千里之外，的孟良崮战役已经箭在弦上，很快就将见个分晓；但在当时，大多数城市居民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远在千里之外的战斗，会成为解放战争中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而他们自身，也将随着这次转折，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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